论世界图景中的语言图景与文化图景

世界图景是人类对世界知识的总和,是一个世界观的基础,表现为其携带者对世界本质特点的认识,是人所有精神能动性的结果。人所处的客观外界形式一般展现为三种不同的世界图景:现实世界图景、文化世界图景、语言世界图景。语言世界图景是世界图景在语言中的局部表达,研究的实质是现实、文化、语言三种世界图景的互动关系。“现实的”语言世界,着眼却是“虚拟的”文化或概念世界。语言世界图景与文化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予以界定,即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保罗·策兰《从门槛到门槛》中的沉默转向

《从门槛到门槛》是保罗·策兰的第二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保罗·策兰的诗歌创作从此开始转向“沉默”。在这部诗集中,策兰有意识地讨论诗歌语言在记录及展现真实历史时的有效性,怀疑诗歌写作的正义性。他的诗歌语言也逐渐趋向破碎,表现出间接、晦涩的特点。策兰诗中的“沉默”书写,通过否定性的表达方式,拓展了对历史真实与诗歌表现关系的思考,深化了德语诗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从卡夫卡小说看其精神世界的嬗变

卡夫卡一生充满着悖论和矛盾,他将写作看作是自己的生命价值所在,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都是他内心世界的折射投影,即他的内心精神世界的形象化。从《美国》《变形记》到《审判》《城堡》《饥饿艺术家》再到《地洞》,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里面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半开放或封闭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他们拒绝与外在世界的交流,他们孤独地生存、绝望地存活。从而这些空间场景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网络:即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从这些空间场景的一系列变化:开放—半开放—封闭—消失,可以勾勒出卡夫卡精神世界和心灵图景的嬗变:《美国》为我们展现卡夫卡广阔的心灵图景,《变形记》隐约透露出卡夫卡对人性不灭的希望和积极的向往;《审判》《城堡》《饥饿艺术家》等作品中展现了卡夫卡精神世界的无奈追求,他的精神世界在逐渐放逐与坍塌;《地洞》则表现了卡夫卡精神世界的毁灭与关闭,至此,卡夫卡永远合上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大门——他用写作燃尽了最后一缕希望,他的生命旅程也至此走到了尽头。     

在沉稳求索中前行的蚌埠诗歌

博大厚重的淮河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蚌埠诗歌,它们是淮河儿女精神的写照,心灵的塑像.这些诗歌既注重本土经验发掘,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征,从中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乡土风貌、乡土文化、乡土人物、乡土情怀、乡土爱情,同时,还把诗的视野投向更阔大的世界,特别注意从时代的潮涌、社会转型、现实巨变和人心的律动中去发现和提炼新的诗意,以拓展诗的精神向度,丰富诗的精神内涵.在诗歌艺术上,蚌埠诗人注意汲取前人和同代诗人的艺术智慧,形成自己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艺术追求.他们在诗歌写作中,注重通过创造新的诗歌意象、营造诗的意境、幻象与实象并置、词语配置的陌生化等艺术手段,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诗歌呈现出多彩多姿、风格各异的艺术风貌.     

九叶诗人的口语策略及其局限

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艺术,独特的语言方式是建构诗歌艺术形式的根本。九叶诗派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诸多艺术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口语,并通过跳跃、省略等策略,使他们使用的口语具有独特的艺术效用。当然,口语入诗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诗歌的晦涩。     

略论废名诗歌的哲理境界

废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家, 更是诗人, “一个耽于哲学悬想的诗人。”（ 黄裳语） 。由于他常将庄禅释道思想融于诗歌中, 使其诗歌呈现出东方智慧的玄妙古奥的哲理境界, 晦涩迷离, 仿佛披上了一层朦胧的佛衣袈裟。本文正是以庄禅之道去阐释废名诗歌的哲理境界,感受他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苦闷彷徨的心绪, 并试图在走进他诗歌世界的同时, 走进他的文化世界, 心灵世界。     

以诗歌重塑民族心灵--1930年代吴经熊的双语写作与诗学观念

吴经熊在民国时期不但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也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家。他既参与创办英文期刊,发表大量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作品,同时也热衷于写作汉语旧体诗。本文通过梳理英文期刊的资料,还原当时文学氛围的疏离与语言环境的分裂,考察吴经熊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与动机;并可得出结论,他的双语实践不仅以“唐诗四季”诗学观念回应“感时忧国”的抒情传统,而且主张以诗歌重塑中国人的民族心灵,期待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权力等级。     

论词语的语义衍进与文化现实

将词语置于人类文化与历史的宏观语境之中 ,从历时的角度观察词语意义的演进与文化现实的关系 ,我们发现词语的演进、嬗变与其所处文化现实密切相关。词语 ,作为文化现实的标记 ,既反映文化现实 ,又构建着文化现实。语言与文化协同进化。在语际转换中融入词语的文化意识 ,将有益于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藏传佛教对世界的时空阐释

藏传佛教形成并成为藏族文化体系的核心以后，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藏民族原有的观念。在世界形成、人类起源、时间空间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通过三界六道轮回、因果关系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仅展现了一个介于现实与精神之间的世界图景，而且也影响了藏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存。     

词语漫游者的诗性日常——柳宗宣诗歌评析

柳宗宣的诗作与他的生活经历之间的某种关联,可以视为其个人日常生活的词语呈现:大部分生活经历最终以词语记忆的方式展现出来,以文本承载对生活的诗性理解和对存在本质的把握。柳宗宣以叙事笔法描绘日常生活,在隐身的姿态下创作"宣叙调"性的诗歌。当漂泊的生活最终以词语为故乡,诗人的笔触也相应地发生些许变化:结构上的营建、写作中的感性和对生命的沉思。柳宗宣的日常书写紧贴个人现实,描绘出当下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图,而为个体历史留存了见证之词。写作中的对话性因素与谈话式语调,在南北、生死之多维场域的互动中得以呈示。     

论吉狄马加诗歌的语言风格

吉狄马加诗歌创作已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的一种典范,其文本在异质文化的交汇之中,形成了诗人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从语言的修辞角度,分别考察其诗歌文本中典型词汇、词语选择、词语的组合搭配以及个性化的修辞格--反复与排比、隐喻与象征等风格手段,探寻诗人的语言风格.     

北方少数民族边塞诗歌的嬗变及原因初探

笔者以北朝以前、辽金时期、元清时期为序梳理考察了北方少数民族边塞诗歌发展嬗变的历史,认为有一条诗歌艺术逐渐成熟而民族特色逐渐退化的发展嬗变轨迹,其发展嬗变的外在动因是经济文化,内因则是少数民族诗人对汉文化、汉语及汉族诗歌的接受程度。     

沈从文1940年代创作的晦涩

沈从文1940年代的“抽象”类写作呈现出一种晦涩的风格。作品的晦涩源于作者个体生命经验和现代生存境遇的独特性以及作品独特的表现内容和个性化的表现手段。沈从文作品晦涩风格的形成不仅是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也与传统湘西世界中的“神”有着密切关系。     

“来日无多”的诗学--林雪诗歌读记

林雪的诗歌独具特色,其内在的诗学内涵可以用“来日无多”来概括。这种诗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用苦难抵达诗歌。在苦难的写实中,诗人选择了抵抗的姿态。与这种抵抗姿态相适应,林雪营造了一种特有的诗歌结构美学。这种结构美学的主要特点有二：细节上想象力的膨胀和总体上结构的破碎。这两点是诗人反抗苦难的美学武器,反应了诗人的无力,也反应了诗人的力量。其美学后果是：与此前的诗歌不同,林雪的诗歌代表了一种有名句而无名篇的诗歌写作趋势,以前的诗歌传统往往是对名句且名篇的追求。从接受来说,晦涩是其必然的结果。这些美学特征都是反抗的逻辑延伸。     

杜甫诗歌中的江河意象

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的诗歌中,江河意象不仅表现了作者写作时的心情,更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江河在杜甫的诗歌中有着离别、时间、悲剧、闲适等丰富意蕴。     

汉魏六朝文人笔下的京都遗韵

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昌盛的国际都会,也是历来文人们关注的写作题材。本文选取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赋、诗歌、地理书籍等文学作品中的京都题材作品,展现当时文人对京都的追忆与向往之情。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     

汉语诗歌写作的演化轨迹：系统、词类与信息

诗界革命对汉语诗歌写作的改良尝试并未触及诗歌写作的根本,但诗体大解放却以颠覆性的姿态改变了诗歌的写作模式与发展方向。胡适将诗歌写作的媒介从文言文替换成现代白话的历史经验说明,探寻汉诗写作的演化特征应该抓住诗歌语言系统是语言的一个子系统的基本特性,从而使得采用系统论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诗歌语言的演化规律成为可能。系统的变化与发展一方面与系统内部成分的信息有关,另一方面受其他与之交互的系统的影响。诗歌语言系统的演化规律能够通过系统中不同词类的信息分布特征反映出来。其词类信息的分布规律表明：从古到今的诗歌语言系统内,实词的信息的绝对容量保持稳定;现代汉语新诗系统中信息容量的提升主要与大量引入白话/现代汉语语言系统中的虚词有关。     

华兹华斯早期诗歌中的情感呈现和近代文本文化的关系——兼论近代文学的生成

批评家们普遍将英国18世纪定义为一个"情感的时代",考察18世纪晚期情感的书写流传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产生的关系,尤其是将华兹华斯的诗歌写作生涯和18世纪末期女性通俗写作放到一起讨论,可以开启一个从近代文本文化形成重新看待书写、阅读、情感和性别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华兹华斯的《见威廉姆斯小姐为伤痛故事啜泣而作之十四行诗》(1787)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表现情感,把丰富的口语性、听觉性、视觉性以及书写和阅读行为编织在一起,形成一幅18世纪末期近代文学生成的政治经济学图景。性别化了的情感书写是18世纪晚期英国近代文本文化形成的必要部分,从中能够看到文本化与阅读、观看和书写等媒介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情感在这些关系里的消费如何促成了近代文学的形成。     

超文本解读下阿什贝利诗歌意义的回归

阿什贝利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纽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将诸多后现代元素加以混合,力求探寻诗歌写作的本质。通过研究阿什贝利诗歌中的互文性,戏仿,并通过游戏式阅读对其诗歌进行超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在阿什贝利的诗歌中,真正的意义迷失于词语的“无限”能指中,只有在后现代多语境的重叠下即超文本解读中,通过对传统诗歌文本的转化和吸收来进行比较,才能理解阿什贝利诗歌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