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计分卡在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在使命和目的上具有差异性,但在实现使命的组织平台和运作方式上存在相似性。平衡记分卡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管理和绩效评价的工具,它有助于政府使命和战略的实现。文章实际考察并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存在的四种问题,将平衡计分卡工具修正之后引入政府绩效评价和管理中,并提出了一个基于平衡计分卡理念的政府绩效管理循环模型,为我国政府实行绩效管理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运作特点,以逻辑模型为基础,设计出横向包含"投入—过程—产出—影响"四个环节、纵向包括"绩效目标—绩效环节—绩效因素—绩效指标"四个级次的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构建的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明显的多层次递阶特征,并且指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网络关系,运用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网络层次分析法(FANP),确定债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各具体指标权重,进而为实践部门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绩效评价提供科学工具并搭建操作平台。     

地方政府债务绩效管理:评价机制与实施基础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绩效为导向是地方政府债务自身的特性和当前存在问题的客观要求。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是绩效导向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核心,可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四个绩效评价标准出发,设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绩效评价指标需注意评价内容的系统性、实施的科学性、结果的有用性。另外,地方政府将债务绩效管理工作向纵深推进还需要预算、会计、信息、实施者等多方面的配合。     

政府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与模式构建

政府绩效评价指标引导、规范着评价对象的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了评价活动的绩效。从国内外绩效评价的实践与研究出发,基于逻辑模型的分析表明,政府组织从获得资源到提供产出的整个过程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路径,路径上的每个关键节点都可能成为绩效评价指标,每个不同节点分别对应了利益相关者满意、关键议题解决和组织管理状况三类绩效维度,不同维度的单独、两两组合乃至三维一体囊括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可能组合。尤其指出如果能够形成整合管理状况、利益相关者满意以及关键问题解决等三位一体的绩效评价模式,则不但能够较好地满足多目标的实现,更能促进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与其战略性绩效管理结合。     

基于成本核算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政府绩效评价是政府评价主体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对政府绩效进行考核评价的过程。由于我国政府绩效评价起步较晚,部分地方还存在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问题,绩效考核结果的导向作用不强,成本核算成为提升政府绩效的核心。因此,文章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教育科技、资源环境、成本管理、公共服务六大方面构建基于成本核算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其应用于H市政府的绩效评价工作,从而有效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我国政府绩效评价工作的发展。     

政府绩效评价中的公众参与:述评、实践与启示

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意见纳入地方政府绩效的考核之中,是顺应服务型政府转型、建立服务导向型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必然趋势.本文对政府绩效评价中公众参与的意义、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剖析,并结合我国实际,论述了公众参与对中国政府绩效评价实践的启示.     

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参与主体结构研究--基于8个试点地区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参与主体是否明确,是地方政府绩效管理规范化发展的首要问题。2011年国务院批准8个地方政府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论文基于对这8个地区有关绩效管理政府文件的内容分析,总结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参与主体有四种类型:管理主体、评价主体、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主体和数据采集主体,并且对四个主体的构成、权力和职责、主体间的关系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对策建议。     

政府绩效评价与审计的新途径——以增值价值为基础

以公共管理理念为出发点,以提供公众满意服务为目标来构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价与审计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实现"增值价值"概括了顾客导向下的政府绩效评价与审计目标,而且增值价值作为政府绩效评价标准不仅非常重视顾客价值的提升,也关注政府内部的过程绩效,是连接政府内部绩效评价与外部绩效评价的桥梁,也是政府绩效的外部审计标准即顾客价值的实现与内部绩效审计标准即经济性、效率性等有机结合的耦合点。     

英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运作的经验与启示

基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政府支出与有效率公共政策间的低相关性及民主赤字的风险性三大前提,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按照绩效标准或结果导向标准进行政府治理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为了实现这种有效的政府运营机制,则还需依赖建立并推行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为此,首先探讨当前各国地方政府治理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阐释对地方政府建构绩效评价制度的必要性。然后,分析英国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中最佳价值体制的内涵及运作方式,总结其有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在进行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评价研究——基于广西-东盟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评价对推进中国-东盟农产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参考既有文献成果并重点考虑广西-东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的运作特点,构建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评价体系,指标体系由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和绿色绩效3个一级指标及其对应的12个二级指标组成;选取结构方程模型作为评价方法;以200个广西-东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作为案例展开分析,结论支持该联盟绩效评价模型和所选取的评价方法的有效性.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