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公共政策执行内容的认知与支持,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有利于调适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利益矛盾,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受公民参与能力、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沟通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渠道等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分析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确保社会价值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公民通过各种不同的参与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要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有序和高效,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制度保障是关键,而制度障碍正是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瓶颈。应从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以及重点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建议、批评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具体制度建设入手．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环境。     

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共政策系统的政治参与思想、心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建设、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偏好的有效回应,并确保政策执行主体重视公民政策权益的权威分配和公正落实;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最终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分析

随着我国的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政策参与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度十分低,这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也会造成政策腐败和政策的执行困难。因此学术界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公民的政策参与,但是,过度的参与也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率,增加公共政策的制定成本,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公民的适度参与才是目前最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状况的最佳选择。     

多维道德对市民公共政策态度影响研究

公民因性别、年龄和道德等差异会对公共政策产生不同态度,进而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在诸多因素中,道德是影响人们政策态度的重要因素.通过设计公共政策态度量表和多维道德量表,构建研究模型,对沈阳部分市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和Lirsel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和模型分析,验证了我国市民整体公共政策态度呈积极状态,受人口统计学特征影响,我国市民的道德具有多维性,且这种多维道德对市民公共政策态度的形成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社会资本为工具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从社会资本的政治、经济效益分析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我国诸多学科重要的分析框架，在我国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处起步阶段。国内外以社会资本分析公共政策，主要从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三方面来论述。本文的观点是：社会资本产生的政治、经济效益对公共政策产生延伸、补充作用．尝试提出培育社会资本的途径与政策。     

试论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及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 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产生偏差,分析这些偏差的具体表现及导致其产生的阻碍因素,并对相应的解决对策进行 探讨,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

高富锋《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46期撰文指出，参与公共政策是公民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保证公共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路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能够有效地确保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主要障碍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公民自身的局限性、公民参与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欠缺、相关利益者话语权的缺失、公民参与的效果较差、公民参与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几个方面。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度偏离”现象探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尤其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政策执行活动不当甚至非法“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在假定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合法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探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不当甚至非法的政策执行现象,从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执行主体、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信息管理的公共政策执行梗阻和防治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梗阻现象。文章以信息管理的角度为视阈,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几点防治对策。     

现行财政体制中的民政事业经费

当代中国的民政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动态性”和“扩张性”的特点极为明显，可以说是一个发展中的政府部门。本文以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为经纬，从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了1978年以来我国民政事业经费增长的情况，以及实际的社会需要，提出了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进一步理顺关系的政策建议。     

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在“有效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却暴露出诸多弊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吸收基层执行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提高执行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丰富执行方式和完善执行监督体制等途径,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起点.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代表的民间组织起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体现在:民间秩序是法治秩序的基础,民间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实现“善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民间组织可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桥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