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跨区域环境规制的演化博弈策略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构建了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规制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博弈参与方的演化稳定策略,探究了中国跨区域环境规制中不同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规律和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中国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演化博弈中,环境(经济)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以及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时的执行成本等,都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规制,各级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该格外重视这些因素。研究成果探析了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层原因以及环境规制失灵的内在机理,期望为促进环境规制的严格执行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对教育市场规制中的“规制失灵”现象及相关思考

市场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教育产业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然而在运用这种手段和方式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规制失灵＂现象。教育产业市场规制中存在四种＂规制失灵＂现象,激励规制和放松规制是政府对教育产业市场规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可通过特许投标制度、区域竞争制度、社会契约制度三种方式实现教育产业的规制改革。     

“专车”进入后的出租车市场规制策略研究

“专车”的创新改变租车行业生产方式,其主要缺陷是隐性服务缺失影响消费者选择,与原有出租车形成不公平竞争。博弈分析表明:对出租车市场同时采用准入规制和价格规制、采用价格规制和放松准入规制、同时放松准入规制和价格规制的结果均劣于仅采用质量规制的策略。因此建议政府通过建立出租车司机职业资格审查或考核制度、建立出租车司机个人档案,规定专车的服务标准、车型标准、服务时段和服务区域,要求“专车”企业设立监督部门等方法规制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     

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比较研究——基于空间视角的分析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落后产能的淘汰和环保技术的创新.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作用机理,在实证层面上运用SAC模型从空间视角对2004-2014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区位的影响差异显著,就影响方向来看,治污投资总体、城镇环境基础建设和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提高能够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就影响机制来看,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费用型规制、治污投资总体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则表现出显著的负集聚效应.因此,应根据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规制改革：放松与优化

政府规制改革是我国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重要内容。规制改革应该是放松与优化规制并重,消除经济规制过度供给,弥补社会规制不足,优化规制体系,提高规制质量,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均衡点。     

煤炭安全生产规制失灵与协同规制构建探析

政府安全规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干预企业决策，使其增加在安全生产上的投入。但是。规制者同样会遵从“经济人”的理性，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出发来执行规制政策。企业与规制者从“经济人”理性出发的行动逻辑往往导致规制失灵。协同规制理论为解决传统的政府规制失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协同规制的核心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它可以对企业与规制者的“经济人”理性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使煤矿工人的合法权益从规制决策到执行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回应，并最终保证安全规刺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政府规制过程的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本文在借鉴西方规制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从政府规制过程中各行为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制约政府规制行为的内在因素、导致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并由此阐明了研究政府规制过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论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基于“波特假设”理论验证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环境规制导致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增加了企业环境管理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波特假设”下企业竞争力提升存在诸多的影响因素，例如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不可预测性、政府环境规制运作模式的可选择性、企业与政府之间博弈的不确定性等。由于环境规制下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既定的外部条件和企业对政府环境规制措施所做出的策略性反应，因此，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战略规划制定应在遵循政府环境规制前提下，尽量减少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内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     

基于公众参与的污染产业转移演化博弈分析

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下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环境规制提供了理由.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竞相放松环境规制,甚至实行零规制,使得政府环境规制也出现了失灵,而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积极参与环境监督和管理,于是公众与污染产业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也就产生.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公众与污染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以揭示污染产业转移的深层次原因.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中国网约车规制政策述评

针对“互联网+”背景下中国网约车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规制政策不再适用等问题,在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在网约车业务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前网约车规制政策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评述。研究认为,现有规制政策体系已相对完整,但规制的内容和手段略显僵化;目前规制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网约车行业特点,从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内容及规制手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创新。     

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而为经济活动提供有效规制。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市场运作而使用的一套特定的技术,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从干预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变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界定政府规制的内容、主体与工具,明确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从干预型政府到规制型政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变量,也会成为社会发育的重要根源。建构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规制型政府,必须夯实政府规制的法律基础,重塑政府规制的制度体系,提升政府规制的能力水平,创新政府规制的方式方法,抑制政府规制的寻租腐败。     

代际公平与环境规制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威胁着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需要政府通过环境规制的手段加以解决,以增进社会福利。但现实中政府并非是一个完美的外生机构,往往也存在失灵。因此,秉承代际公平理念,分析政府环境规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西方国家政府规制失灵的主要理论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规制兴起了.实践证明政府规制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和规范公共服务的有效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规制的失灵,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行政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工具创新——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分析

基于外部性理论,从绿色交通和环境规制的理论分析展开,通过对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以及隐性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的作用进行现实考量,梳理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在绿色交通应用中的诸多问题,并指出政府可着力从完善绿色交通法制、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推广信息公开、建立宣传培训合作机制、加强规制工具的协同运用等方面来进行创新,进而推动绿色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我国“约租车”规制研究--兼及国外经验

根据市场表现可将"约租车"分为针对高品质出行需求的"高价格高质量"用车服务和针对低品质出行、价格敏感需求的"廉价低质量"用车服务。后者价格普遍低于一般出租车,服务质量也存在一定缺陷。对我国"约租车"市场博弈分析表明,放松准入和价格规制,仅采用质量规制市场结果最优。结合国外经验,建议政府建立出租车行业经营分类标准,允许地方政府有自主规制权力,对"约租车"服务实施严格的质量规制,并补充修订适宜"约租车"行业的保险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