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反“文化灭华”述略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中国的反文化侵略是抗日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对日本进行了反侵略斗争。文章通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反文化侵略措施,力图使读者对中国抗日反文化侵略有一深入了解。     

论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非法协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海关即处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下,成为它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关税也逐渐成为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对于英帝国主义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大权,日本帝国主义久怀觊觎之心,在发动全面对华侵略以后,就对海关税款展开劫夺。1938年5月,英日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它是在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签订的,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深重灾难,极大地鼓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此后更加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论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非法协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海关即处于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下，成为它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之一，关税也逐渐成为外债和赔款的担保品。对于英帝国主义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大权，日本帝国主义久怀觊觎之心，在发动全面对华侵略以后，就对海关税款展开劫夺。1938年5月，英日签订《关于中国海关问题的协定》，它是在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签订的，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深重灾难，极大地鼓励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此后更加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伪满洲国殖民教育特点及历史反思

近年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宣称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教育统治促进了“东北教育现代化”,这种“侵略有功论”抹煞了历史的真实,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实施的文化教育是一种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目的在于建立以日本文化为本位的殖民地文化,培养忠于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为其掠夺资源的劳动力,使中国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它摧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造成了中国一段时期内文化教育的落后。反思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深刻的思考。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侵略暴行.本文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政策及组织、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等三个方面概括论述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罪行.     

日本制造的“满蒙问题”与国际法

近现代史上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种种手段一步一步地攫取侵略权益 ,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满蒙权益”。由此“使人不得不对日本在其现代对外关系上学习和运用欧洲外交最恶劣的特点及在某些制度上融会西方文化的比较优良部分的聪明智慧 ,具有深刻的印象”。     

晚清教会女子教育

伴随着西方侵略势力而来,新教传教士相继在华兴办教会女子学校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训练妇女基督教徒与神职人员。随着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作为教会传教事业组成部分的教会女子学校成为教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女子学校虽是西方列强对华文化侵略的载体,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端于19世纪初叶。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已开始由传教士引进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西方文化梯航而来,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并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外来侵略、民族压迫的痛苦和耻辱出现于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美国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华活动,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传教士要在中国扩大“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办学校、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办法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这样,传教土就成为接触普通中国人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本文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某些方面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从“补偿论”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浅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理论演进

几百年来,日本从其自身生存需要出发,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并用理论为其侵略行为提供支持.幕末时期,吉田松阴即提出补偿论,19世纪末,吉田松阴的弟子木户孝允、山下有朋等又提出了满蒙为日本的“利益线”;九一八事变前,“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论调又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一脉相承,与之相伴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践.     

从血缘文化看中日语言亲属词汇的差异

中日两国尽管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权家长制的“宗族”(日本为“同族”)文化传统,但由于各自传统文化中对血缘关系的不同态度,即中国重视血缘的直系与旁系的划分,日本则轻视旁系血缘,导致中日语言亲属词汇体系出现较大差异。     

"儒教"还是"儒学"?——关于近年中日两国的"儒教"说

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中,关于儒学还是儒教的论说由来已久。从"儒学"的原始形态来说,"儒学"并不是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宗教;从"儒学"的展开历史看,中国儒家学说的主流从来没有成为如西方现代"Religion"那样意义上的宗教。把儒学称为"儒教"的表象之下,反映了对西方文化受容的变异。中日两国虽然都用"儒教"一词,但是在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有着两国近代史化过程中社会对待宗教不同态度的痕迹,存在相互认知上的错位。正确认识儒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科学史中的比较

史学工作不仅比较两种不同文化中的某个现象,也比较同一种文化中处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概念或习俗“自然”与“nature”;、“身体”与“body”,其含义并非一一对应,而且它们在中国和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也大为不同。西方天文学和医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大不相同。因而,理解一个国家对待外国科学的态度,需要考虑政治变化、新旧方法的价值、社会组织以及学习动机之类的因素。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待轮船和蒸汽机车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他们对网络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认识,以及官员们高超的外交手腕。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梁启超对古希腊史的引介和传播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编写了多部有关希腊历史的论著。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创办报刊和撰写评论,积极向国人推荐和评介有关的世界史著,介绍西方古典时期的思想文化,比较中国和希腊历史之间的异同,从而将古希腊历史知识引入了中国。梁启超的引介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需求,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激发了青年人探寻世界知识和外国文化的热情。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可喜收获

《新语探源》是从文化史角度对近代汉字新术语生成问题作全面考察的国内第一部较大型著述。它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揭示汉字新术语生成之源,凸显出汉字文化在中国、日本近代文化转型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日源汉字新语的形成、入华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推进了相关研究;在中国近代重要概念的由来、形成问题上也有可贵的创获。     

论西方大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反响及其成因

西方主要大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围绕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问题上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政策经历了由“不介入”的消极态度到转变为“变相”支持的积极态度;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现出积极的介入和强有力的支持态度;日本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则充满了抵制和破坏的行动。其实质是反映了英美等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矛盾的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也反映了中国国民政府企图借助西方外力使中国经济向着现代化进程迈进,以稳定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的愿望。     

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论新世纪中国崛起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新世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我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科技文化等国家软力量的增强也为我国崛起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化安全屏障,但西方文化和本土庸俗文化的传播已经成为制约影响中国崛起的文化安全因素。因此,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力,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为新世纪中国的崛起保驾护航。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对其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

人生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前途。新中国的嫩芽必由旧中国的老根——乡村长出。乡建时期较之“五四”时期梁漱溟的理论具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未改其生命哲学特质,并在多方面影响着乡村建设思想:对生命主体性的认识使其注重农民自觉;有机整体思想使其反对阶级斗争;中庸之道导致其思想的第三条道路特色;相对主义导向政治的改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