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鬼怪的狂欢——《卑劣的小鬼》中的“狂欢化”元素初探

狂欢化是由俄国学者巴赫金提出的诗学理论,着重揭示了文学作品中的“狂欢节”元素的文化诗学意义。在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中蕴含着丰富的狂欢化的元素,作者用“狂欢化”的外在事象表现了人类的种种丑行和人性中深藏的恶,剖析了人性中存在的缺点。整部作品中充满了黑暗与绝望,但是却在“狂欢化”的特殊处理下透出难以遮掩的荒诞可笑的气息。探讨作品中的狂欢化元素对剖析作品的思想旨趣、作者的写作风格以及理解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两位伟大的民族自我批判者——鲁迅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比较研究

落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鲁迅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即是中俄民族伟大的自我批判者.他们批判了各自民族普遍存在的愚昧、麻木、卑怯、奴性;批判了人们之间的隔膜、不相通;批判了各自民族的"无特操"的劣根性;提出了"庸人与屠夫的互补"这一深刻命题.对于国民性格诸多不良方面的成因,两人都将其归为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他们在民族自我批判方面亦有明显不同:谢德林对知识分子关切重于批判;而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要严厉得多.这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比中国知识分子优秀.     

果戈理与鲁迅:民族"文化英雄"的赞颂者

鲁迅的<故事新编>与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都反映了作者与所在民族和故乡文化的深刻联系.乌克兰民族的伟大作家果戈理在作品中展示了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民族文化英雄形象而表现出复仇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浙东文化的鲁迅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具有故乡文化性格的英雄,这些英雄埋头苦干,为民请命,有着强烈的复仇精神.虽然两位作家出生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但他们都把最深的感情献给了故乡和民族,都竭力赞颂了本民族的"文化英雄".     

论福克纳小说对经典印第安形象的突破

19世纪白人文学经典中的印第安形象可大致分为＂高贵的野人＂和＂卑劣的野人＂两种,这些形象均是对印第安形象的扭曲,使殖民主义对印第安人民的驱赶、杀戮和压迫合法化。20世纪美国白人作家福克纳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刻画了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印第安人物。然而,与一些20世纪的美国白人作家不同,福克纳笔下的印第安形象与白人文学经典中的印第安形象有着本质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他突破了＂高贵的野人＂和＂卑劣的野人＂两种传统的印第安形象,用他刻画的印第安形象,唤起印第安民族的觉醒。     

鲁迅与汉姆生——谨以此文纪念作为“现代派文学之父”的汉姆生诞辰150周年

汉姆生是鲁迅曾着力评介的挪威作家,但两人的关系一直疏于研究。鲁迅对于汉姆生的兴趣,一是他的创作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提供了正面参照：在汉姆生那里,挪威民族所表现出来的自省、救赎、宽大、包容、坚韧、顽强等民族性格,成为鲁迅改造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标的;而汉姆生的以现代主义手法令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描写达到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难以企及的细腻与深度,使同样进行了现代主义创作的鲁迅感觉亲切,获得共鸣。这确实进一步昭示出鲁迅与世界文学发展同步的伟大战略眼光。同时,鲁迅也指出汉姆生作品的不足,宣称他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左翼作家,引起我们对汉姆生后来的政治堕落与其思想创作有无联系的深层思考。     

从托玛的矛盾性格说开去

<正>塔玛拉·英诺根基耶芙娜,昵称托玛,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普罗斯库林的中篇小说《黑鸟》中的女主人公。 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格列勃和萨尼亚同时爱上了托玛,格列勃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性格,真挚热烈的爱情和出类拔萃的艺术天才,使得托玛放弃青梅竹马的萨尼亚而选     

亦同亦异的两部表现"吃人"主题的杰作——《狂人日记》和《可以吃的女人》比较

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的《可以吃的女人》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有很多可比之处:两个文本涉及了“吃”人主题,却有不同表现;都运用象征手法,但承载的内涵不一样;主人公都是迫害狂精神病患者,但又有差异,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     

堂吉诃德与阿Q的形象比较

《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是两部不同时代的经典文学作品,分别为我们塑造了文学史上的两个典型形象——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鲁迅笔下的阿Q。两部作品产生的背景、国度和时代是不同的,这就使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两者同时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的鲁迅

鲁迅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确立了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鲁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是全面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对其主导精神线索专制主义的原则;二是对外国文化放手实行＂拿来主义＂,分别采取占有、使用、存放、毁灭等政策;三是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构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雏形;四是提出应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们必须实行与工农大众革命实践结合。鲁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活动有三个特点：自觉的主体意识、彻底的求实精神、毫无顾忌的原则性。     

鲁迅小说的"辫子"意象与奴性批判主题论析

鲁迅小说常在主题意象中蕴含或喻示其判断与理念,“辫子”意象暗示和表现了多重意义,其中主要否定“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的浓重的奴性意识,即否定国民的缺乏独立意识、不把人当人看及性格中的卑怯和巧滑。“辫子”意象的象征意义的呈现当然源自鲁迅一生与辫子所有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上特殊的密切关系。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     

论传播与中国国民性格改造——基于《狼图腾》的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

《狼图腾》成为21世纪初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引发了传播与中国国民性格改造关系的理论思考。本文从传播学结合心理学、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传播与性格、行为以至于国家命运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其文本进行了全面剖析,研究发现：《狼图腾》运用了＂狼性＂与＂羊性＂等两组对立的民族性格划分方式解释了中国历史兴衰王朝更替的内在逻辑,蕴含着某些合理性和深刻性,但是也存在简单化等问题。毕竟,传播与民族性格的互动与呈现过程,具有历史复杂性。中国国民性格改造可以汲取＂狼性＂中的积极成分,在加强强悍勇武、锐意进取、冒险竞争、抱团合作类型的性格之外,还是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性格特质,还要积极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性格品质。中国真正需要的一定不是让世界轻视的,也一定不是让世界畏惧的,而是让自己有尊严、让世界尊敬的民族性格,这才会引领中国走上一条持续长久的和平崛起道路。     

神话精神与民族个性——中希神话英雄对各自民族性格生成的影响

神话作为一个民族的童年,对民族意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影响。中希神话英雄对这两个民族性格特点、思维方式的形成有重大意义:中国上古中的神话英雄,给人们带来一种温和宽厚的安全感和纯朴的信赖感,同时对这个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有重要影响;希腊英雄带来的影响则是该民族崇尚个体,引导人们寻找自在自为的意义,在与命运的斗争中寻找永恒。神话英雄的影响同时也给这两个民族留下了某些价值缺失:中国神话的伟大英雄在带给这个民族希冀与寄托的同时,也使这个族群相对忽视个体性的磨砺与塑造;西方的神话英雄则使西方价值观念里有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神话对民族之潜在影响使之对于当下社会仍有启发性现实意义。     

世界观与民族性格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世界观与价值观密切相联,并对民族性格产生影响。由世界观导致的认识论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影响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格,在双方交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法美资产阶级革命

发生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向世界扩展的两次重要革命,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姊妹革命。但是,两场革命带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美国,革命引导美国走向自由与繁荣;而在法国,革命则带来了持续的恐怖与动荡。从两国的文化传统角度分析,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有三点：讲究实际与追求完美的传统文化异异、突出个性与崇尚统一的国民性格差异以及自由至上与平等至上的民族价值差异。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读《出关》

鲁迅的《出关》是批判孔丘和老子的历史小说。孔老二和老聃都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开历史倒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本质。所不同的只是:孔老二是个复辟狂,他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固态度与历史潮流相对抗,用尽了毒辣卑劣的阴谋手段,为挽救奴隶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而拚死拚活地奔走效劳;而老子面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则     

鲁迅的辛亥记忆及其与章太炎的关联

鲁迅的辛亥记忆或隐或显地带有其师章太炎的印迹。光复会在民国时渐被淡化、湮没，章太炎多为其鸣不平。鲁迅也站在光复会的阵营中，通过书写陶成章、范爱农的悲剧，折射出光复会成员在民国时或被迫害、或被挤得穷极而死的遭遇，表达对由同盟会演化而来的国民党之不满。在革命设计思路上，鲁迅遵循其师以思想革命为核心的民族革命设想，强调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反思辛亥革命未割掉奴于异族而形成的“无形的辫子”。同时章太炎在清末提出“国愿”论，警惕投机者潜入革命中。鲁迅也据此反思由于诸多假称革命以图利的“国愿”钻入而使辛亥革命“内里蛀空”的现象。章太炎的影响，加以对辛亥革命的切实体验，使鲁迅的辛亥记忆明显异于胡适等从政治制度、历史宏观视野所塑造的辛亥想象。     

“鲁迅”在延安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延安时期已经成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延安新文化的象征。＂鲁迅＂之所以在延安深入人心,是与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鲁迅＂在延安是以如下几种形式得以传播的：鲁迅作品在延安被大量编辑、出版和改编;在延安举行了多场的大型鲁迅纪念活动;＂鲁迅研究＂在延安已成为＂显学＂。1942年前后,在延安出现的以＂鲁迅＂为名目的文艺新潮,正是由这场＂鲁迅热＂催生而出的。     

远方的声音——试析散文《过客》与诗歌《远方》精神旨归的异同

试图以＂远方＂的意象为起点,比较鲁迅先生的散文《过客》与海子的诗歌《远方》中关于＂远方＂的精神旨归的异同。通过比较得出：鲁迅先生以绝望的对抗来面对坟墓的固执行走,而海子则是在幻觉意识下对于＂远方＂的凝神伫望,并无斗争的姿态;同时二者远方的内涵略有不同。鲁迅先生的＂远方＂是承担行走意义的载体,是＂无物之后＂的＂有物＂,而海子的＂远方＂则是空无,是无意义的所在。     

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其＂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这一切都跟鲁迅偏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偏激,所以深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破＂的层面上,鲁迅不愧为＂现代圣人＂与＂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