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宁波市的数据,分析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社会、政策和技术视角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产生的根源,并建议从营造性别平等和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政府政策要注意“去性别化”和“去区域化”、稳步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方立法、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监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关于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思考

使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是计划生育近期工作目标之一。目前存在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 ,是传统宗法观念、现实生产力水平和传统养老模式综合影响的结果。治理上述失衡问题 ,应在工作思路上坚持宣传教育、依法管理、利益导向和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理问题探讨——以徐州市为例

徐州市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该市已持续多年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并具有偏高程度严重、持续时间较长和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偏高的特征。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主要是偏紧生育政策挤压、现实生活需要以及违法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和检测手段等原因所致。治理这种失衡应从提供政策和机制保障解决群众现实需要、调整监控重心、建立双向处罚制度、加强部门和区域协作、加大新型生育文化建设和打击“两非”行为力度等方面寻求突破。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从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及失衡程度入手,对以往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反向影响出生性别比;地区间的农民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并且通过与总和生育率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出生性别比.     

韩国性别比失衡治理探析

韩国人口出生率在1962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快速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上升,出现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采取综合措施治理性别比失衡,目前其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下降到正常水平。梳理和总结韩国调整人口性别比的治理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     

黔东南性别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与预测

黔东南州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民族自治地区,出生性别比长期、普遍、高度的失衡已经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一定影响。虽然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并自2004年起开展了系列治理活动,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并未因之而有所遏制。本文希望通过对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计算,以及预测失衡导致该州未来男女人口规模和适龄结婚人口规模差异,使人们对失衡状况与未来影响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为进一步治理提供参考素材。     

生育政策、经济状况对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幅度大、增长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对生育政策、经济状况与出生性别比相关关系的分析,得出:(1)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作为分界线,生育政策率等于该值时,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出现偏高的态势;高于或者低于该值时,逐渐趋于正常值域。(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处于3 000元时,出生性别比最高;低于该值时逐渐上升;高于该值时逐渐出现下降的态势,并趋于正常值域。(3)生育政策、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有限,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微观”研究──湖北省天门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点和原因调查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天门市（县）的调查，认为女婴漏报，溺弃女婴均不是这里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在考察了孩次出生性别比、中期人工流产性别比和对比Ｂ超诊断仪广泛使用前后的出生性别比后得出的结论是：Ｂ超诊断仪的滥用造成了天门市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这一结论也应当可以用来解释大量与天门市同类型地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一般认为，这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2400万男“光棍”值得关注

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亦即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     

韩国女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在亚洲几个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国家和地区中,韩国被公认为成功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范例。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无疑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韩国各类女性公民社会组织为提高女性地位、形成全社会关爱女性的氛围和淡化性别偏好观念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尤其不能忽视。韩国女性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出生性别比治理的经验,对于在出生性别比问题上正苦苦寻觅有效治理路径和笺略的中国暑一种启示．     

试论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视角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其内在原因,但本质上反映了性别歧视背后两性地位的失衡和女性权利的深度贫困,是性别不公在生命孕育时期的显性标志。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需要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国家社会发展主流,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体系,以及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提供性别平等的组织保障。     

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得出外来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引起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原因的结论。在分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控制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泉州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现状与综合治理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自然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攀升,泉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为了解泉州市现阶段出生性别比的真实情况,泉州市人口学会在2011年6月底就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本文统计了传统观念,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科技因素对泉州市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并对制定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高龄老人1910-1969年间出生子女性别比的研究

文章描述性地分析了一组被访高龄老人的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子女的胎次排列与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关系。主要分析结果说明,出生于这组高龄老人的子女的性别比明显高于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上限;低胎次的婴儿性别比高于高胎次的婴儿性别比;出生婴儿性别比受来自不同育龄妇女年龄组的生育数量的一定影响。     

桂北地区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调查报告

课题组选择桂林所属的8个县(区)的7个乡、21个村、1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调查表明:多生孩子已不再是育龄妇女生育的目标,对孩子的质量和男性偏好要求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主要表现在二孩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单是经济问题和养老问题,主要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一些政策法规的导向也是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之一。     

出生性别比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分别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模型,并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区)级单位数据,对出生性别比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发现:家庭规模和教育水平对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影响较大,而医疗、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对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影响显著,据此提出,降低出生性别比应采取加大现代生育观念的宣传力度、形成先进生育文化舆论环境、着力提高女性的文化程度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以及加强对农村医疗服务机构的规范化管理等针对性措施。     

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异常升高,引起了社会各方密切关注.通过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的分析,发现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文化、社会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创新生育文化、完善生育政策、加强生育管理等多条途径进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