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而民富才是真道理

古人云：国强而民富,民皆誉之;国强而民贫,民皆毁之。自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新民主主义解放和建设中国,直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建设和谐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抗争和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摆脱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积贫积弱的屈辱史,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在将改革开放以来做大的蛋糕,如何继续做大做精的同时,怎样切好分好蛋糕,尽量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同步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成为考验执政党智慧的最敏感、最实际、最棘手、最迫切的课题。     

论实现“国富”到“民富”的主要途径

从"国富"到"民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具体要求。如何加快推动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变,真正实现"藏富于民",是当前摆在全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国富"与"民富"内涵及辩证关系的诠释,探讨实现"国富"到"民富"的主要途径,以期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有所裨益。     

从“国强”实现“民富”

在陆续超额完成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也随着这十一个大跨步的飞跃迈进了崭新的阶段。在国内经济不断飞速增长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连年大幅度增长,可以说中国人现在已经富裕了起来,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快速经增长的同时,也伴随而来了更为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早在十一五规划开始之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面对一些电力、铁路、民航、通信、公用事业等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在十一五期间早已被政府所关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里,我们心里最多的疑问就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浅析我国从“国富”到“民富”发展战略的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的转变,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必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家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和谐发展。     

审视转型时期的财富观与财富责任

社会的和谐表现为国强民富,在这一矛盾的统一体当中,国强与民富之间涉及一个重要的财富问题,文章从多个方面对财富观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民智民富与民主

推行民主,首先要普及教育,促进民智;要让老百姓衣食有着,生活安定。民智和民富是民主的基本条件。     

基于榷盐制度的宋代国富论与民富论探析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思想,即民富论与国富论。民富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认为以礼为基础的义高于利,礼义决定并派生利,主张民富而后才能国富论,民富是第一性的,反对政府过度聚敛。国富论以管商之学和轻重理论为代表,认为先利后义,以利导民,主张国富必须先于民富,国富是第一性的,并极力主张政府控制天下财富。禁榷制度在宋代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以宋代榷盐制度为代表,从中可以管窥国富论与民富论在宋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     

“联绵字”还是“联绵词”——与杨伯峻先生商榷

联绵词是指双音的单纯词,＂联绵字＂的称呼不科学,应作＂联绵词中的字＂。从古代到现代语言学家的论述来看,＂同义连绵词＂的注解不妥当,应为＂同义词并列连用＂。     

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改革在“十二五”破题

然而中国当前居民消费在GDP增长中的占比只有30%-40%,甚至远低于日本推出收入倍增计划的1960年。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百姓期望还富于民的心情溢于言表,如何将日渐鼓胀的财政钱袋子转化为日渐丰厚的民生红包,提高居民实质的购买力,让民富与国强同行,中国亦需要一个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     

把握区划调整契机 力促“街强民富”

2006年3月10日．原江宁区淳化街道和原土桥镇正式合并成立新的淳化街道。街道党委借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契机．深入贯彻和传达区委、区政府近期以来相关会议精神．对街道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各项工作进行强调和部署．做到明确目标，理清思路，创新举措．为实现区划调整后提出的“街强民富”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夯实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民富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资本藏富于民,民间投资支撑着经济增长的大半个江山,成为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国富资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营,民营之路在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否顺利,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国家应从法律和政策上为勤劳的人们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创造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制度,以促进民间投资,民营经济更快地发展。     

新时期对民富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尤其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影响了社会和谐,也会影响社会长期健康发展。如何进一步实现共富和民富是全社会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理学”与“美学”的概念

＂理学＂与＂美学＂的关系在人们心目中之所以是如此的对立与疏离，很大程度是由于对这两个概念本身的认识不精确、不到位所致、本文即从梳理两个概念入手，为认识理学与美学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日本“农民工”转型之路

在日本大都市里看不见＂农民工＂的身影,笔者常听日本人说：＂在日本,没有城乡差别＂。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但日本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     

从“因材施教”到“为人引学”

对因材施教进行诠释,可知因材施教的某些应用与一些现代教育理念产生冲突。如何化解这种冲突,需要转变因材施教传统的教育理念。转变的内容为：从＂材＂转变到＂人＂,从＂施＂转变到＂引＂,从＂偏教＂转变到＂重学＂再到＂教学相长＂,从而最终实现＂为人引学＂。     

李泽厚“人类学本体”与塞尔“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之比较

李泽厚和塞尔都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在哲学研究领域都有自成体系并都有很多独特的见解。他们二者都承认＂社会实在＂的存在并对现实发生作用。但李泽厚的逻辑以＂实践＂出发通过＂经验变先验、历史变理性、心理变本体＂,强调＂积淀＂后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提出＂社会的人化＂的现实目的;塞尔则强调＂意识＂的作用,特别是对＂集体意向性＂在＂社会的和制度性的实在＂构建中的作用大为提倡。比较而言,以社会的存在来说,前者的逻辑路线从本体论意义上讲,遵循着＂由外到内的、由实践到心灵＂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从内到外、由意向性到社会的实在的过程＂。另外二者对于语言同社会实在的关系的阐述中,后者对语言的地位评价较高。     

道教内丹学“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再辨

＂性命＂的先后天划分以及＂性命＂、＂神气＂和＂道＂在理论上的贯通确立了内丹学境界的自足性。＂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依据谈论的语境不同各有两层含义。首先,＂先命后性＂是指从＂命功＂到＂性功＂的内丹修炼过程,＂先性后命＂在于强调修＂后天性＂在内丹修炼论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一个基本含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还分别对应着＂先天性命＂修炼的两种入手方式,即＂由命而性＂、＂以命制性＂和＂由性而命＂、＂以性制命＂的不同,这才是南北宗丹法的差异所在。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自然解放”理论的嬗变与超越

＂自然解放＂的理论从提出到实践经历了从马尔库塞的奠基到技术伦理化再到马克思原本化再到中国化实践的嬗变与超越的过程。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是自然解放理论的奠基人,他把自然作为革命的一部分,把科技异化看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力主建立＂生存缓和＂的社会;莱易斯继承推进了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理论,从技术伦理学意义上论述了＂控制自然＂;福斯特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原本的角度批判了自然异化与资本主义异化的关系,把自然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解放＂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自然解放＂理论中国化,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对民生民富包容性的区域差异评价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较过去大为丰富,但与此同时,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各个地区收入水平和均衡程度、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各有不同,不同区域分享改革成果的水平存在显著差别,必须以包容的增长思想统筹全国发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区经济增长对民生民富的包容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目前京沪等经济发达地区对民生民富的包容水平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整体来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经济对民生的包容状况具有较强的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