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儒家社会的高次元自由精神——兼论儒家规范与自由主义的相容性

相对于西方社会推崇个体权利优先的价值观，儒家社会却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推崇个体责任优先的价值观;由此，儒家社会往往也被视为缺乏个人自由，儒家规范被视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制约。但实际上，儒家的社会规范建立在“尽其在我”的责任观之上，它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和对个人自由的损害，相反，它有助于自律性自由的培养和发展，有助于克服权利至上的个人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困境。因此，要真正发展实质性自由，还需要从儒家社会的责任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规范体系中汲取丰富营养，这也是有为政府的社会基础。     

诚信:主体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试析儒家诚信观念的现代转换

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之一 ,但由于农业社会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缺失 ,它所规范的主要不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而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对等 ,因而它是重道义轻功利的情感道德。现代社会的诚信则是建立在理性、契约和法治基础之上的理性道德 ,它规范的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儒家伦理观念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从《周易·乾卦》阐释中看儒家精英管理思想

自儒家学者赋予《周易》卦爻义理以来,他们所针对的核心便是有一定物质基础、道德基础、社会身份的精英群体——君子。儒家借乾卦对君子处处规范,渗透出浓厚的精英管理思想,并且构建出一套可行的策略。即,君子做到有节制的"自强不息"、有反思的"功成身退",自强与自治兼备,才能最终实现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成功。以今来观,儒家精英管理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即规范性精神文明和自控性精神文明。其本质不在于辖制,而是让君子在不妨害他人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从而享受更大的上升空间与自由度。     

以权利制约权力:卢梭社会契约思想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近代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用来解释政府或国家起源及其权力合法性的理论学说。作为近代社会契约理论代表人物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权力制约却始终是他们探讨的核心主题。对于卢梭而言,他视稳定的社会模式为理所当然,所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不是稳定社会的方法,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以使人性回归,使人们获得完全自由、社会归于正义。他提出以公意作为国家的最高指导,公意代表人民以及人民的公共意志,政府只是公意命令的执行者,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意,所以政府就必然就要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可见,权力制约思想不仅是近代社会契约论所蕴含的基本理论旨趣,实际上也构成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先秦礼法思想刍议

为了探讨先秦以"礼"为核心的国家法度之形成和流变,通过对礼法秩序、规范和礼义的研究,认为礼法以对自然秩序的模仿,在"同律度量衡"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确立,礼法的核心要义在于"有孝有德"。     

激情与理性：斯宾诺莎论社会契约的双重基础

和众多近代自然法家一样，斯宾诺莎通过社会契约论的方式构建国家。不同的是，斯宾诺莎拒绝将社会契约建构在理性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而是极力挖掘激情对于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结合《神学政治论》《伦理学》《政治论》等核心文本，澄清恐惧、希望和同情等激情对于社会契约的奠基性作用，同时指出：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公民状态中，理性的作用从未缺席，而是始终与激情融合在一起，二者以某种“居间状态”的形式成为建立和维系社会契约的基础。社会契约的这种构造方式，既为现代国家奠定了新的基础和秩序，又在根子上为现代国家埋下了种种危机。     

对帕累托行为理论的理解

以剩余物-派生物理论为核心的帕累托行为理论,是他社会思想的精华,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分歧不少。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导引对各类剩余物、派生物进行了理解、归纳,认为帕累托行为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行为借以参照和决定的内在秩序,社会控制规范以及由它们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和变迁,端赖剩余物的秩序及变动。社会控制对个人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人际间传播的是否实现都取决于由剩余物操纵的价值认同。文章认为,帕累托行为理论比之功利主义以及迪尔凯姆行为模式都有独到深刻之处。     

《周易》哲学视域下的社会政治秩序之构建及其当代意义——兼与黑格尔哲学的“市民社会”相比较

《周易》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构建合理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同时有着明显的儒家式社会秩序的特质,此一社会秩序的范式可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一条可通达之路径。《周易》哲学呈现了一条以"各正性命"的方式使得个人的活动与公共社会之建立相贯通的道路,从而让个人的自然本性始终保持在了与天命相通达的境域之中,使成己成德的自新活动有了可能。黑格尔(Hegel)哲学中的"市民社会"是近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雏形,这一概念同时指示了社会的成立是以个人脱离私人领域而进入公共领域为前提的,公共领域作为一敞开的空间使得公民的活动保持在了平等的规范之中。比较两者的异同可丰富中国当下构建合理社会形态的思想,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寻找途径。     

"天人合一"的内在逻辑——"伦理法"

中国传统儒家学派中,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价值要服从真理.但是他们认为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动、实现"天人的合一".这是人生存的根本,是人生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对人性内在完善的不懈努力,对"天人合一"的泛道德的执意追求,含有一种以善为最,以善为真的内核.通过"法自然",依照自然中早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建立、恢复或加强人际间以伦理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秩序,使人伦达到自然的和谐.从而,衍生出中国特有的伦理法.     

规范、秩序与自由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原有的社会规范失去其应有的效力,社会面临着规范的重建问题。现代社会的规范重建必须遵循秩序和自由相统一的原则,而社会规范要实现秩序与自由的统一必须具备开放性和自治性这两个特性。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之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人伦社会的“情理”秩序

儒家共同体的伦理秩序是涵养群体成员之个人的德性,自他相互待对的德行。其德性乃知仁勇三达德,其德行乃孝悌慈三达道。天地自然的天道具有"保合太和"之所以然的原理,天下人事的人道则有"执中致和"之所当然的道理。儒家天下共同体的经营目标是建设太平世界。这种大同社会是通过为万人的公心实现的,而不是为个人的私心。在公平社会里,为了自他身心的共生共存,相互沟通、共鸣、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个人有身心的内外。在上下、前后、左右立体空间的共同体中人与人相互交际而生存。人间事是人类本然地形成共同体,在自他的人际接触中相互行事情理。换句话说,人与人相互交流情感,"我"与"他"共同行事与生俱来的德性即义理。德性是人的性能和能力,也是能动性、可能性、自律性。德性正是《大学》中真正及而得之的"能得",还是《系辞传》中真正亲密相爱的待对的"能爱",又是《中庸》中真正使之为之的"能化"。德性常有德行同伴。德性的教化与音乐的教化性相比,又称之为德音的德化。正如在"敬义立而德不孤"和"德不孤必有邻"中所看到的,有德者是具有社会性的人。德性表现为德行,作为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即自他的交际关系中实行仁义礼智德目的人间事发挥其作用。社会共同体是个人的"我"与每个人的"他"共同行事人事的群体。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员尽自己的本分,他人作为共同体的每一个人尽大众的本分。所以自他都要"一是修身"而诚身,涵养知道自己本分的社会性。从本质上说,人禀赋的本分是德性,乃智慧、仁德、勇气,在共同体中,"我"与"他"交流的情理秩序是孝行、悌德、慈爱。德性是能动的自律性,德行是社会的和谐力。因此知道自己的本分正是让别人知道自己本分的原动力。孝行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父母上,还应当"推己及人"扩散到社会上的大众人,这样才能"主忠信"。儒家教化的意义在于自发的感化,而不是他律的教育。德治主义或德政重视的亦是个人的自律性。现代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基本上是源于所有方面的都市化。应当更加重视儒家的公私区分和义利之辨的意义。这种儒家的"能爱"主义折中了杨朱的"为我"主义和墨家的"兼爱"主义。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评析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社会思潮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余英时的现代儒学论。他立足儒家传统,对儒学现实困境的抉发、对儒学近现代转向的探析、对儒学未来前景的思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     

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道德教化方面,以"独尊儒术"为基本指导原则,在对人"性"作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性待教而善"的重要观点,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设"教化堤防",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教化百姓.与此相一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显德以示民"等道德教育方法.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道德学说既有值得继承的合理因素,亦有需要剔除的封建杂质,应当认真予以清理.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 ,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德主刑辅”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这种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教育的做法深入人心。消极的一面是重“人治”、轻“法制”。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观念的自然——论董仲舒的神学宇宙图式

董仲舒褪去战国以来阴阳五行观念的感性具体内涵,由天赋予其情感化、伦理化的色彩,使之蛮横地越过自然概念的边界,成为建构具有神圣合法依据的,包揽从精神到物质、从人事到自然的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和彼此影响的遵循"天"意的一体化世界的纲领性概念。这个以天地为轮廓、五行为间架、阴阳为运行于其中的两种力量的宇宙图式,目的不是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它精细地梳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厘定现实世界的君臣、夫妇、父子、长幼、尊卑秩序,让张扬道德理想的先秦原始儒学成为可践履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