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改革的基层解构实践逻辑研究 ———基于江西婺源的观察

在全球森林管理权力下放趋势中,中国的集体林权改革是一个举世瞩目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问题是基层社区如何对产权改革政策进行响应,行动者如何看待“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以及如何基于基层环境采取行动策略.文章选取江西省婺源县的两个村庄社区作为案例调查点,通过长期观察和访谈对基层社区行动者在林改过程中的解构实践进行了案例剖析.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因地制宜”地进行国家政策的解构后再实施改革政策;而基层社区的传统认知和产权体系则从实践层面对国家管理逻辑进行解构.一个经验性结论是基层社区行动者往往倾向于基于自身策略而对国家政策进行解构,即摧毁政策文本在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传统建构,而重构出另外一个“虚构的文本”.     

林农集群创业机理与路径研究

林农集群创业有效弥补了由集体林权改革打破的林业经营的规模性和区域产业的统一性。从林农集群创业的过程模型和形成模式上剖析了集体林权改革后林农集群创业的形成机理,将林农集群创业概括为"自然形成""自然形成-政府扶持"和"政府扶持-自主提升"3种模式,构建了基于金融扶持、技术引进和管理的3种培育路径,并指出应在林农集群创业路径上进行创新。     

林区农民对林改政策认知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40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10县400农户对林改政策认知和响应情况的实地调查,将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因素分为两大类,应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计量方法对林农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与响应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林改程序相对比较规范民主,但农民对林改政策的认知仍然有限;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实施到位率比较高,但“林地流转、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等配套改革政策实施进度缓慢,农民对配套改革政策实施的响应度不高;农户对林改政策信息的获取能力以及政策信息渠道是否畅通是影响农户的政策认知与响应程度的关键因素;林改政策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程序透明度是影响农户林改政策认知与响应的又一关键因素.     

社会界面视角下农村成员权认定的实践逻辑 ———基于湖南S 村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

村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一直存在着政府法律政策的逻辑和乡土逻辑的争论。文章运用发展社会学中行动者导向方法中的社会界面视角,将国家干预、社区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动态互动整合起来,研究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中湖南S村如何认定成员权的问题。以户口为基础、"人人有份,机会均等"是成员权认定的基础原则,它实现了国家逻辑和地方逻辑的融合,得到了政府、社区和基层行动者的普遍认可。基层行动者利用社区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具有的文化认同、社会关系功能,推动了成员权认定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原则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要加强对成员权问题的调节处理机制建设,而非去制定完备的标准。     

地权结构和村庄民主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

在民主实施集体林权改革的要求下,通过中国南方集体林区658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两步法Double-Hurdle模型重点研究林地产权结构优化及村庄民主程序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优化具有显著的投资激励效应,而林地使用权的投资激励效用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村庄民主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投资激励效应,主要是林地通过使用权与处置权发挥作用的。可能的解释为村庄民主程序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对林地使用权与处置权的感知、认知与信心。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三个方面政策启示：（1）虽然新一轮改革具有一定的投资激励效应,但是法律与制度层面的林地产权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基层政府仍有进一步优化和推进改革配套政策有效落实的空间,尤其是要重视林农收益权的提升;（2）相关管理部门须进一步引导农户正确、充分地认知其对于自身林地资源享有的权利,增强农户对林地产权的认知与信心,以加强政策效能;（3）政府仍需推进村庄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农民在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运用村庄民主程序显化基层群众的政策需求,以辅助政府进行有效的政策供给。     

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角色

在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在这项改革中需要制定科学的林业发展政策,进行全面战略管理;需要落实制度化、规范化与人本化管理的理念,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引导林农积极参与,建立林业发展与林农增收的长效机制。其中,明晰产权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基础,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将成为改革的目标,而在路径选择中,政府则承担着实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能。     

经验资本及林地规模对林农信贷的影响——来自集体林改试点省福建的调查

林农信贷可获程度低下已成为制约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福建林农调研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全面考察了经验资本及林地规模对林农信贷获得概率及获得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林农获得贷款难度仍然较大,样本农户中获得林业贷款的仅为29%;经验资本中,经商经历可以显著提高林农信贷获得概率,而林业经历和贷款经历能够显著提高林农贷款获得额度;林地规模不仅提高了林农贷款获得概率,还提高了林农贷款获得额度。因此,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阶段,要积极引导林农合作经营,鼓励农户联保贷款,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以提高林农信贷可获性。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通过集体林产权制度沿革分析,提出了在新时期赋予林农林地的永久使用权、完善集体林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和进一步放活集体林经营权以降低林权流转的交易成本等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思路。改革实践表明:通过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林农营林护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林农收益,盘活了森林资源,促进了村财增加,促进基层单位职能的转变和农村社会和谐。为此,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林权"概念的误读与理性认知

我国当前的立法实践与相关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恰当地泛化了林权概念,并由此引发了明显的在林权概念认知和理解上的法律逻辑混乱。基于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可将林权的应然功能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实现对农村集体所有森林的非所有利用,确认并保护林农对森林的开发利用权益。以此作为前提,林权的基本内涵应限定于对森林资源开发利用及收益的权利,具体表现为森林使用权与林木所有权。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视角下林农合作组织发展研究——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本文选取福建省邵武市为案例点,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式座谈等方式对南方集体林区林农合作组织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了调查分析,旨在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确森林经营主以后,如何通过合作组织这一形式解决林地分散经营带来的林业抵抗风险能力降低、林业经营成本增加等问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目前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动力、自身运营能力、法律支撑和政策环境等方面.根据研究发现的问题,本文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对今后南方集体林区进一步推进林农合作组织的发展,从而促进集体林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对林农职业分化的影响研究 ——以江西为例

利用对林农连续8年跟踪调查的纵向数据,运用系统广义估计方程(GEE)的Logistic面板回归模型,揭示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和内生性等关系.结果表明:(1)不同林分结构的家庭林地资源禀赋对林农职业分化决策存在差异化影响,经济林对集体林区林农从事林业生产的吸引力最强,用材林次之,竹林最弱.(2)不同林分结构林地对林农职业分化决策的吸附效应在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作用下进一步分化,经济林、用材林被划为生态公益林促进林农务农,而竹林被划为生态公益林则促进林农非农就业.(3)通过地理位置交互项分析可知,区域偏远因素会削弱林地资源对集体林区林农务农的吸引力.基于此,提出全面提高森林质量、根据林分结构优化轮伐政策、分类实施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及发展绿色林业等政策建议.     

云南省南华县彝族松茸山林权安排和 利益分配机制

采用参与式乡村评估的方法,通过对云南省南华县4个自然彝族村寨的案例调查,展示了在传统和现代交织中彝族村民自发的松茸山确权过程,分析了乡土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得出"权不是赋的,而是争的".认为在集体林权改革过程中,需要注意集体林权改革的复杂性和森林的多功能性,理解林权以当地人可触及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生活中,需要赋予当地社区群众争取权利的空间和制度平台.     

我国集体林权流转立法的模式变革与实现路径

集体林权流转是促进集体森林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切实保护林农权益的客观要求。我国现行集体林权流转立法注重对林权流转行为的管理,忽视对林权流转行为的激励和促进,具有管理型立法的模式特征。这种立法对集体林权流转行为的管理过当,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集体林权的顺畅流转,又易于导致法律权威性的丧失。顺应林业的产业特点与发展规律,我国集体林权流转立法需要选择促进型立法模式,合理划分政府的管理权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确促进集体林权流转的立法目的,剔除现行立法中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创设促进集体林权流转的激励性措施,增强促进集体林权流转的社会化服务,构建合理的生态利益供给与分享机制。     

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670个农户的实证分析

利用SPSS软件和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揭示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集体林权改革后,农户林地转入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受经营目标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的影响最大,同时,受户主的主要职业、家庭的收入来源、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对经营环境的认知等的显著影响。     

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影响

乡村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是直面自然灾害的关键主体,其表现出的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关系到灾害治理的成效,但是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怎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答。本文通过对2013年遭受芦山地震冲击的四川雅安农村社区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对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区归属感、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志愿精神是提升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重要社会资本成分,而社区政权参与是链接社区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灾害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     

基层社会救助的执行偏差及闭环逻辑

社会救助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制度部分,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社会的深度转型及贫困性质的变化,基层社会救助实施中各行动主体对社会救助的认知呈现异质性,使得抽象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种种关键张力,进而产生执行偏差。基于过程结构分析,并结合对四川省C市基层社会救助执行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救助呈现多行动主体策略博弈所构成的闭环结构。究其原因,与政策实施过程中实践规则与形式规则的具象偏差有关。纵向行政架构视政策救助实施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条块管理结构,而基层执行者与救助对象则将其作为个体化解读政策及行动策略互嵌的微权力空间。要矫正我国基层政策救助执行偏差,加强基础性民生保障,须协调兜底保障与发展共享的内在张力,并注重责任主体专业化、多元化协同发展,逐步构建救助递减及预防机制。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三明市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从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三明市集体林权改革基本完成后,缺乏基于实地数据分析的林业产业结构变化研究.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2005-2010年三明市集体林权改革基本完成以来其林业系统的产值结构,结果表明,2005-2010年三明市林业三大产业与林业产值的灰色关联度排序为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解释了产生此排序的原因,指出了三明市试验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调整建议,这对巩固我国的集体林权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集体林权抵押的法律规制——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已进入了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确保集体林权的有序和有效流转显得至关重要。林权抵押是解决林业发展资金难问题的核心。目前集体林权抵押过程中,存在着集体林权主体的虚位、抵押物限制、抵押物价值评估障碍、集体林权中处分权的残缺等法律障碍,应立法赋予集体林权主体独立的法人资格,结合林业产业的实际情况,拓宽林权抵押物范围,确立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互补的林业保险制度,强化林权抵押保障。     

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论我国集体林权流转价格制度的立法完善

合理的集体林权流转价格可以促进交易双方参与林权流转的积极性,实现森林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目前集体林权流转实践中,还存在集体林权流转价格过低、价格随意性大、价格透明度不够等问题。从制度层面考察,集体林权流转价格法定标准缺失、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缺陷、集体林权流转价格管理制度不完善等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为此,不仅需要健全集体林权流转价格法律规范体系,还要重点从建立集体林权流转最低限价制度,完善集体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健全集体林权流转价格申报公示制度等几个方面完善集体林权流转价格法律制度,以保障集体林权流转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