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也十分重视《诗》、《书》、《礼》、《乐》,曾列为教科书,教授弟子。《诗》即《诗》三百,《书》是历史文献,《礼》即典章制度,《乐》指当时的文艺。它们的关系如何?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国学教育的内容与施教原则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张秀英在《三〈礼〉中所见的周代教育制度考论》的来稿中指出:对《礼记》的有关资料逐一分析,结合《周礼.春官》所载,国学所教应包括:1.四教:《诗》、《书》、《礼》、《乐》;2.干戈羽籥之舞、春诵夏弦之技。3.行止仪法和“六艺”:礼、乐、射、驭、书、数。简言之,国学以四教、弦歌鼓舞与仪法践履之技以及六艺为教学内容。施教原则:在大学教育中,以敬道启之,以官劝之,以所学顺之,以刑威之,优之柔之,教之诲之,察其志意,待其临事不惑,“离师辅而不反”(《礼记.学记》,卷三十六)则得成其教。除以上具体准则…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

《诗经》在先秦时期差不多可比拟今日之“教材”,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社会,礼设定了各阶层成员的行为规范,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从“十有五”志学于“诗”“礼”,到学“乐”以“成和”,达到“礼乐人和”的天命境界,进而走向“诚”“明”,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礼乐的“中庸”,这便是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这一“范式”渊源有自,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敏以求之”的“志学”路径达到。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     

“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

《尚书·尧典》所载诗言志作为原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占卜祭祀过程的祷辞告语,指向神明昭告,其源甚古。尽管它只是宗教观念的一部分,却为后来的诗学独立和诗教发生奠定了文化基础。自周公制礼作乐后,诗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度紧密结合。献诗和采诗制度使诗成为表达宗族情绪和沟通政治情感的工具,完成了从神明昭告向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内的诗与乐配合,制度规范和仪式规则赋予诗乐以意义和价值。不过,此时诗并未脱离礼乐而独立,单纯的文学观念也未能产生;诗所陈之志虽指向世俗政治伦理秩序,却仍然受制于乐而服务于礼。春秋时期,诗逐渐摆脱礼乐束缚而获得独立发展,这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言志功能;一是通过礼、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使诗进入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格的发展新阶段。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论“思无邪”与儒家的政教价值

孔子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取用《鲁颂·马冋》篇中的“思无邪”一言以蔽三百篇,从而确立了《诗》的价值基调。“思无邪”观念的产生与春秋时期礼乐的崩坏有直接的关联。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礼乐旧制,但迫于儒士身份和现实困境,他将诗、礼、乐转化成与个体修身有关的道德命题。在正道失序的现实背景下,先秦儒家将中正无邪的价值诉求植入到诗、乐之教中,以此来维护诗和礼乐的纯正性。     

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

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郭店儒简：思孟学派的“教科书”

郭店儒商是孔子到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同时又是楚太子学习的教材,因此可以将其称为思孟学派的＂教科书＂。思孟＂教科书＂的特点在于：以《诗》、《书》为教材,来教书育人,申明为人、从政之道;以礼乐教化为手段,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明德、有德为最高培养目标,来统率诗书礼之教化。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古代诗的批评形态片论

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关于诗的批评,而是以诗的艺术形式出现的批评。由此进行的探讨,也并非这种批评在思想内容上的估价,而在于它们理论形态上的贡献和特点,以资对古代文学批评形态的进一步研究和认识。 大概再没有比古代中国更看重诗了。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李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在周秦时代,诗就贯穿在古人的哲学观念里,渗透在先民的行为方式中。既有献诗陈志的,又有赋诗言志的;既有教诗明志的,也有作诗言志的。诗,构通着上与下的信息,调解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可以抒发自己的意志、情感,一方面又可以采来观照民风,引来酬酢社交,“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礼记·仲尼燕居》)以诗乐歌相语,大概是最为文质彬彬的社交方式。看来,汉民族对诗早就有着极其透彻、机智的灵     

《诗经直解》之序与跋

一、关于《诗经》的话(代序)《诗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为《六艺》,又称为《六经》.《乐经》今无其书.或说亡于秦火;或说《诗》《乐》为一,自诗言之叫做《诗》,自乐言之叫做《乐》.或说《周礼·大司乐》章;或说《礼记·乐记》,原出于《乐经》;这都无据.现在就只有《五经》了.有谁提到《六经》,我们就知道这是说的《五经》.其称为《经》,最初见于《庄子·天运》篇、《礼记·经解》篇.朱彝尊《经义考》说:"《诗》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释商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于“执礼”一词,历代学者大都沿袭郑玄“礼不诵,故言执”的旧训。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来遍检诸先秦典籍,“执礼”之文无再见;二来揆之《论语》中与此相同类型的句子,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种让并列结构的两个单音节词和一个述宾结构的双音节词共同做“雅言”宾语的作法是讲不通的,更不符合《论语》一书的行文习惯。 窃以为此处之“执礼”当依方以智说释为“藝、礼”。此之雅言,或是诗、书、礼、乐耳。(方     

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探析

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礼、乐、诗作为共同体整合的文化资源而被其赋予“先王之道”的价值权威。情性的约束规范是荀子礼乐美学交往论内涵的中心话题,他倡导“情文具尽”的交往,追求礼义与情性的平衡美和礼义所建构的秩序美。荀子深入阐释乐的交往和合审美内涵,强化“乐”对君子品格美的培养。《诗》承载着礼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具有深刻的交往意义。荀子礼乐美学中的交往论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