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集聚的动态演化与政策：基于文献的讨论

政府干预在集聚经济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通过引入预期概念,可将政府行为内生化为个人或企业微观决策即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动因,进而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增强其对属于后发型的、非完全市场经济的我国产业集聚分析的解释力。既有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揭示了集聚产生的内生机制,认为基于微观经济主体自发行为的要素流动是集聚产生并强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分析假设经济主体是短视而被动的,这与现实中要素流动大多是基于预期下的优化选择行为具有较大反差,经济主体并非被动地根据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进行决策。预期分析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融合,完善了空间宏观异质性形成的微观基础,揭示了预期对集聚的形成及其动态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个体预期内生于个体经济行为和集聚过程,从而证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集聚是可行的。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人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空间经济学及其新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的新发展,后天条件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新经济地理学在控制第一自然优势的前提下,认为经济活动的集中是一个内生的过程,而与外生的自然优势无关。新经济地理学在概念和理论上已经趋于成熟,尤其是在两区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冰山成本形式的设定上。新经济地理学大多数的基础理论都得到了更新,尽管许多新的模型我们通常会得到看似相同的结果。对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现实的复杂性必然带来理论研究的艰巨性,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需要转移到新的问题上,而不是止步不前。只有这样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创新型城市的信息产业布局探讨——以大连信息产业为例

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等理论基础上,根据创新型城市的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区域生产总值10%以上的特点,借鉴国内若干城市信息产业布局成功经验,分析研究大连信息产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思路、布局原则及布局方案。     

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备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瞩目.新经济地理模型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仅重新诠释了传统的生产的空间区位理论,而且也为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本文在对新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和分析工具进行述评后,着重分析了该理论对中国区域发展的解释,最后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对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启示.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人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影响。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区域交通改善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整合,为研究区域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武陵山片区交通网络节点上发育出6个显著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张家界旅游集聚区、怀化旅游集聚区、凤凰-吉首-永顺旅游集聚区、恩施旅游集聚区、黔江-武隆旅游集聚区、铜仁旅游集聚区。从机理和路径解释：首先,区域交通发展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作为源区域因子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产生影响,导致了初始的旅游产业集聚;然后,时空距离和感知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影响到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中的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空间成本,深层次改善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未来,要依托交通集散枢纽,建设立体化、层次化的交通网络,以及统一的无障碍交通导向政策,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区域交通改善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整合,为研究区域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武陵山片区交通网络节点上发育出6个显著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张家界旅游集聚区、怀化旅游集聚区、凤凰-吉首-永顺旅游集聚区、恩施旅游集聚区、黔江-武隆旅游集聚区、铜仁旅游集聚区。从机理和路径解释：首先,区域交通发展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作为源区域因子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产生影响,导致了初始的旅游产业集聚;然后,时空距离和感知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影响到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中的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空间成本,深层次改善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未来,要依托交通集散枢纽,建设立体化、层次化的交通网络,以及统一的无障碍交通导向政策,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的产业集聚及其省区特征、同构绩效——一个基于长三角产业集聚演化的视角

产业集聚是长三角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文章根据影响产业集聚的一般因素,结合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研究了长三角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空间演化路径和集聚绩效.文章认为,产业的集聚动力在于地区的竞争优势,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则加深和放大了地区的产业集聚过程;长三角的历史沿革、区位优势和中国转轨经济的体制改革特征决定了长三角省区经济空间演化的特征是产业同构;这种以产业同构为主要内容的长三角产业集聚并没有表现为省区经济之间的"重复建设"或者是"恶性竞争",基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廉价劳动力比较分工优势的长三角的产业集聚引起的外部性、市场扩大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成为区域产业同构具有正面绩效的支撑因素,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对相关产业的绩效存在影响.文章的实证研究支持上述结论.     

多要素流动、内生产业空间波动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的比较研究

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根据理论要求的逻辑完美性修改假设，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空间经济发展的现实修改模型的假设条件。由此，在研究上突破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单一生产要素流动假设的局限性，认为企业家与普通劳动者在地区间都可以流动，并且，普通劳动者在行业间也可以自由流动。与新经济地理学可解的经典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相比，新的可解中心-外围模型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发展了新的理论观点：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存在三种关系。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除了棒棒均衡的结果外，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工业品支出份额的增加，工业品间替代弹性的降低，会引起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由对称结构向非对称结构转化；一旦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黑洞条件”得到满足，则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只能是内部非对称结构或中心-外围结构，而不仅仅是中心-外围的稳态结构。     

经济地理学区位思想的演变与应用领域研究

区位论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和共轭研究领域,区位思想的演变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互相促进.通过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区位思想的演化进行回顾,笔者概括了区位沦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明晰了经济地理学区位概念完善及其社会实现的演进过程,探讨了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区位思想的差异,并进一步总结了经济地理学区位思想的应用领域,指出"面向宏观、兼顾微观"是现代经济地理学区位应用的主要方面,"微区位研究"将会纳入到经济地理学区位思想发展的主流.     

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空间集聚——探寻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摘要］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FE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理论分析显示,在初始经济封闭的大国,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及产品种类的增加,所占份额较大的低（高）生产率企业更易形成空间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从而利于该国经济增长。中国1978-2010年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企业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多样化产品偏好的强度及集聚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     

地理空间技术溢出、环境污染与多重经济地理均衡

本文发展了一般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单一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多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有机统一起来,同时,也将地区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环境污染传播效应考虑进来,不仅分析了长期均衡增长的内在机理,而且探讨了经济空间的演化及其稳态。认为影响产业空间结构演变的贸易自由度阀值不仅仅只有持续点与突破点,支撑点与转变点也是重要的变量,产业空间结构的稳态并非都必然表现为棒棒均衡结构的稳态,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可以引起任何形式的产业空间结构稳态,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进行,区域差异的消失是有可能的,从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证明了威廉姆森的倒U假说。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

在梳理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1至2010年浙江省27个制造业部门数据,选取产业关联、地方专业化水平、企业规模、外资比例等因素,并通过 eviews6.0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考量,分析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外资比例、企业规模等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聚.     

资源产品二重性、环境污染 与经济地理均衡

本文不仅考虑地方环境污染,同时也考虑环境污染的跨界影响,不再把区域视为没有空间维度的“点”,认为每个区域包括城市与农村地区,产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存在本地影响,同时也存在跨界影响,每个地区有三个生产部门,不仅生产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同时也生产资源产品,资源产品的使用具有功能上的二重性,资源产品既能用于生产,也能用于消费。由此,本文将这些新的内容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经济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区位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各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传统贸易理论根据比较优势预测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之间呈正向变动关系;新贸易理论解释了相互之间没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国家会在不同市场进入机会的奈件下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规模经济赋予了各国专业化的动力,但它没有说明产业集聚是如何影响地区专业化的;新经济地理论分析了经并一体化对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区位的影响,但是理论文献关于经济一体化和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国内外的实证文献也说明了这一点。     

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区位分布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作为中间投入产业,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属性迥异于制造业及消费者服务业产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所倚赖的主要因素亦有所不同.以台湾地区的城市为研究样本,建立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可对台湾的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台湾生产者服务业区位布局主要取决于集聚经济、产业关联程度、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及企业总部需求的影响,同时,生产者服务业自身发展阶段、内部子行业属性也会对产业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新经济地理、产业布局与国际分工: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掀起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浪潮,而中国经济实践中关于产业集聚、区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一幅幅新经济地理图景,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天然的试验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产业布局为纽带,将新经济地理与以国际贸易和FDI为形式的国际分工相关联,并对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论,为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人口流动、运输成本和空间工资分布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人口流动,主要验证了中国的工资空间分布与人口流动和市场通达性的关系.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多的现实状况,通过把农业部门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工资方程,在放松了前人对农业的假设后,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工资方程.新工资方程中包含了人口变量,把人口流动和地区工资联系起来,经过中国28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验证后,得出中国地区需求与空间集聚的关系基本满足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这对于分析中国目前的空间经济现象,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意义.     

信息流动与产业集聚：来自江苏的例证

产业集聚是通过企业间的交互作用形成的,而企业又是多维信息的集合。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假设,运用收益成本比法,分析了信息流动在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出：（1）信息流动是产业集聚的形成动因;（2）只有当集聚收益大于空间成本时,产业集聚才会进行;（3）新技术新产业的创生引进会赋予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特征。最后,本文运用加权区位商与泰尔丁系数等方法,结合江苏省进行了实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