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根据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分类,本文将黏合性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两个变量,并探讨了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黏合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确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社会组织越多,8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越强,但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则没有显著影响;社区活动参与越多,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均越强。这体现了黏合性社会资本在团结农民工、凝聚人心和增进社会融合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90后农民工中的吸引力不足也应该引起重视和思考。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城市女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陕西省城市女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

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城市女农民工所拥有的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以及制度型社会资本存量相对不足,致使她们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状态.制约女农民工社会资本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同质性较高的私人关系网络、较低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以及缺位的制度体制保障等.政府、社会及个体有意识地建构和增加女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将是改善这一群体生存现状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社会资本重构探讨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限,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狭窄,组织型资本不足,制度型社会资本缺乏公正.这既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工作,也使城市社会违法行为增多.现代社会健康的社会资本应该是以制度型资本和组织型资本为主导,实现制度型资本、组织型资本和私人型社会资本的合一.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而农民工将是加速城镇化的首要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将是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对直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福建省泉州市和厦门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不仅与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且是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所以应提升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社会企业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基于BWH组织的个案分析

既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种要素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多维度城市融合,由此主张国家自上而下地通过政策改革以及社区服务建构,推促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推促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机制创新的关注。基于个案的研究,本文试图表明社会企业是推促农民工城市融合的一种可持续的组织模式。     

中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调查分析与评估——基于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本文在全国10省市自治区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估,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对外信任度不高,社会资本同质性高,组织型社会资本缺乏,获得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少。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迫切需要从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向弱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转变,实现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异质性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组织型社会资本之间良性互动。另外,农民工在建构自身制度型社会资本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予以特别关注。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五大城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会融入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中国五大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偏低,主要涉及居住、社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业、健康等7个关键的影响因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既有自身因素的限制,也有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特别受制于广泛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的结果.所以,要以限制排斥、促进融入为农民工政策行动的目标,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一个重要的和谐元素——宏观社会资本视域的透视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指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场域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并且利用这种新建构的关系网络获取自身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一过程正是农民工利益得以表达和体现的过程,而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义。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研究框架,从宏观的视角剖析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并从组织、制度层面提供了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社会政策。     

城市新移民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选取了1 011名城市新移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作用。结果发现,“神经质”和“宿命感”正向预测“城市剥夺感”;“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正向预测“城市获得感”;另外,代表人力资本的“学历”以及代表社会资本的“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融入也有显著影响。重点探讨了心理资本影响城市融入的作用机制,并指出了通过开发心理资本促进城市新移民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

将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区的各种居民团体和协会的活跃程度,从该视角研究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上的差异。通过多层模型,控制个人因素,分析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对比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的变化。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经济变量之后,社区社会资本与个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个人的身体功能状态,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则不明显,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层面变量的作用。其次,在控制社会资本变量后,城乡老年居民在健康水平上的差异明显变小,说明社区社会资本在解释城市与乡村居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城市居民的优势来自更高的组织和团体参与程度。研究也部分地证实了中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原因,为人口健康差异形成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实例验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结构化特征与对策

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来自于制度障碍、人力资本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就是要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整合各类配置性资源,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期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和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