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化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基本符合当代行政诉讼的本质和价值,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提高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在立法层面上,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典,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行政诉讼原告举证地位的法律保障;在理解层面上,应遵循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质,侧重于对行政诉讼举证地位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应改变职权探知主义为主、辩论主义为辅的模式,切实提高行政诉讼原告举证时的主体地位。     

对实现行政诉讼法目的之具体法律制度的思考

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是有赖于诸多因素的。本文在适当借鉴外国相关理论基础上,从行政诉讼目的实现的具体法律制度方面对现行行政诉讼三个目的进行了探讨。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及其处理

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在一般情况下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诉讼法律关系。但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会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交织。在两种诉讼交织的情形中又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不仅交织而且冲突,在交织与冲突中有时行政诉讼是刑事诉讼的前提,有时刑事诉讼是行政诉讼的前提;另一种是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只交织但并不冲突。对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形作不同的处理。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论

在一审法院采用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能够保障当事人平等利用司法保护,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应包含原告的程序选择权、简化审判组织和证据审查、缩短诉讼时限等一系列制度。     

试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依据

诉讼调解是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载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对于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质疑和权利制约权力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的支持,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探讨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因"公权不可处分"等理论禁区的存在,立法上对行政诉讼调解予以明确禁止。然而从域外的经验、传统法律文化、服务行政、诉讼经济原则等方面来看,我国应当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行政自由裁量权为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可能。行政诉讼调解在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协议等方面应作出特殊规定。     

非正常撤诉与法律规避

撤诉是行政诉讼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实践中行政诉讼撤诉率居高不下乃是非正常撤诉大量增加所致,而非正常撤诉大量增加是当事人规避行政诉讼高昂诉讼成本的"理性"选择.分析行政诉讼的成本构成及其对当事人撤诉的影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减少非正常撤诉这一法律规避现象,就必须树立新的诉讼观念,改革现行的诉讼制度.     

非正常撤诉--行政诉讼中的法律规避

撤诉是行政诉讼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实践中行政诉讼撤诉率居高不下乃是非正常撤诉大量增加所致,而非正常撤诉大量增加是当事人规避行政诉讼高昂诉讼成本的"理性"选择.分析行政诉讼的成本构成及其对当事人撤诉的影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减少非正常撤诉这一法律规避现象,就必须树立新的诉讼观念,改革现行的诉讼制度.     

WTO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造

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离WTO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的距离。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即人权保障着眼,行政诉讼需提供具有完整性和实效性的权利救济制度;从行政诉讼的手段即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出发,其转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合法性”的丰富蕴涵。WTO规则在国内的实施,迫使我们建立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主要是建立两种可行的审查机制:一是推行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确立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负责审查违宪或违法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为了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实现行政诉讼的宗旨并与国际立法接轨,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建议立法上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法律身份和地位以及适应的诉讼规则等问题作出特殊规定。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一项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然而由于我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在诸多方面都不够完善,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也存在着立法内容简单、司法实践指导性较差等问题,在第三人的资格认定以及权利救济等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疏漏。在合理界定行政诉讼第三人时,关键是要考虑第三人参与的诉讼时间、利害关系的范围等因素。第三人的界定包括范围界定、时间界定、权限和地位界定,通过制度完善合理界定第三人,有利于为保障行政诉讼第三人合法利益奠定基础。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一制度使行政机关受到具有强制力的监督,对实现依法治国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支持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有法理、宪政的依据,而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应积极着手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社会的利益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禁区还是误区——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现状及出路

中国内地的行政诉讼制度建立迄今，围绕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讨论从未平息。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司法审查的“禁区”，也一直为官方或通说所肯定。抽象行政行为之所以成了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禁区，那是由于人们的误解；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在不违背现行法规定的前提下实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未来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突破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禁区。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几个问题的思考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对附带的民事诉讼范围界定过宽,也有部分学者对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表示质疑。从诉讼效益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权益角度考量,行政诉讼中必要时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其合理性,问题关键在于对附带的民事诉讼的范围要作出合理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效用。     

关于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行政附带民事诉应当以行政诉讼为前提,并与行政诉讼有内在联系和关联性;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是发生在行政确权、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引发的民事争议;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应两案一并审理、一并判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诉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识别与处理机制探析

民事争议交织着行政争议的案件大量存在,界分诉讼性质,择选法律适用,进而付诸不同的诉讼救济途径.该问题之与当事人而言是十分棘手的;即便对审判机关法院来说,识别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也是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诉讼实践中,往往存在一个案件无数个判决,既浪费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究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     

刍议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

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关系到相对人接受司法成本、“民告官”实现的程度,关系到法院运行的经费保障的重要制度。但是目前其面临着改革既要促进国民接近司法,又要保障法院独立运营的财政基础的两难的境地。完善诉讼费用管理若干具体的制度作为探索我国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路径,将对我国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有所助益和推动。     

行政公诉的法理与制度建构——一个法律监督的视角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     

The Running and Inspir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of Taiwan

Article 4 and article 201 of Taiwa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prescribes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and the types of the court’s decision. These articles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ction.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 in Taiwan based on a relatively mature theory— discretion defect theory,and the general legal principles specifi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These theories and legal provision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s for mainland to build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behaviors.     

行政复议强制前置模式的重建

为理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的关系，使行政诉讼易于运行，从制度建构和思想观念变革诸方面分析了行政复议强制前置模式重建的一系列社会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应在立法上简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采取行政复议强制前置的模式符合中国传统诉讼文化基础、行政权的社会功能、民众对权益保护实效性的需要以及提高法院诉讼效率等要求。同时认为，采用行政复议强制前置模式利大于弊，而且可以通过制度性设计弥补其弊端，从而实现不同制度配置的合理化和各自功能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