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欲望叙事”的文化心理透视

明清艳情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叙事",其内容所呈现出的对于性态度的矛盾性与明清时期特定的"知识型构"相关,它既受这个时期正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受作家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价值选择的制约,并最终凝结为诸多文化规则,直接影响到艳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者态度。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历史记忆的集体构建:“高丽棒子”释意

“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韩国)人沿袭已久的蔑称.但是,对于这一称呼的历史由来,却一直缺乏学术考证.其实,通过梳理朝鲜文献《燕行录》的相关内容可知,它来源于韩文的“帮子”一词.“帮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行团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它从一个特定的称谓演变为“高丽棒子”这一含有贬义的泛称的历史过程,反映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使团接待政策所引发的朝鲜使团与沿途的中国百姓之间的矛盾.     

明清小说中“恶媳妇”形象解读

《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是明清时期两部重要的家庭长篇小说,作者比较宏观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其中所写的婆媳关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和《歧路灯》中的巫翠姐都是"恶媳妇"的典型。这种"恶媳妇"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生活美学对《红楼梦》的影响

明清美学是中国美学之集大成者,是中华古典美学的最后一次高峰。这一时期文化最突出的成就是小说创作。《红楼梦》则正是这一片丰美土地上滋生出来的一朵文学奇葩,它在小说构建上可能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但在美学思想方面则更多看到的是明清美学家,尤其是李渔的绰绰身影。     

鲁迅与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果戈理即已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独鲁迅的创作深受果戈理之影响,而且在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中经常引用果戈理,并致力于翻译果戈理。他以中国没有《死魂灵》译本为耻,在晚年以健康与生命为代价译成此书,成就了"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他之所以如是为之,不仅因该作巨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更因鲁迅认为它对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参照。鲁迅还高度重视《死魂灵》的插图,为搜求各种插图而不遗余力,并自费出版了《死魂灵百图》。鲁迅认为这些插图能使中国读者更明白19世纪上半俄国社会情形,又可给中国的插画家提供借鉴。《死魂灵》中译本与《死魂灵百图》均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品。     

论明清传奇中画中人意象

“画中人”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尤以明清传奇《牡丹亭记》、《梦花酣》、《画中人》和《桃花影》中“画中人”意象刻画最为成功。作家借助画像这个特殊载体，或附身画中，或化为人形，在现实与虚幻，阳世与阴间，传达自己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使“画中人”这一母题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     

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所诠释的日本观

在欧阳修众多的诗文中,难能可贵的有一首专门描写日本刀的《日本刀歌》。《日本刀歌》不仅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日本刀歌》是中国文人对中世日本文化的一种诠释,更是研究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人的日本观、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所谓"以诗证史"者云。欧阳修的这番诠释,也影响了直到明清为止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本文将试着结合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知识,对诗中诠释的日本文化及中日交流作一个全面的解读。     

重述记忆:从《呐喊·自序》到《朝花夕拾》

文学创作受作者情感因素影响很大,比较鲁迅2个时期创作心理的差异,有益于更深入地理解他的创作转变。《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都是鲁迅的人生记忆叙述,由于不同情绪的影响,故而凸显了截然不同的场景序列。从对记忆的不同叙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的认知差别,这是由他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决定的。《朝花夕拾》唤醒了他心底的民间记忆,促使他从启蒙文化向民间文化回归,不仅使得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使小说中"哲学家/汉子"的隐喻意义发生了变化,由此,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实现了转型。     

清初学术视野下的《山海经广注》研究

吴任臣为清初著名学者,治学广泛,著述等身,《山海经广注》是其早年撰写的一部关于训诂学、地理学方面的考据类著作。吴书的考证工作直接开启了清代乾嘉学者"《山海经》考据热"的学术传统,在明清时期《山海经》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本文就该书之编撰体例、学术特点、流布情况及其影响进行探究,旨在揭露其在明清学术转型视野下所体现出的深层学术史意义。     

从《林海雪原》的改编看社会语境对创作的影响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林海雪原》的改编及修改,不仅是一个由"红色经典"小说逐渐演变为"样板戏"的典型过程,也反映了政治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核心和无所不在的力量,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对这一典型过程进行详细梳理,可以看出改编者在当时的政治化社会语境中,亦步亦趋、勉为其难的不自由创作心态。     

《西游记》中的儒释道思想探析

儒家、道教和佛教三家思想互相借鉴与融合,对中国各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其融合发展逐渐成熟深刻,文学艺术作品中多见其影响。儒释道的融会贯通在明清小说代表之一的《西游记》中有着典型深刻的反映。《西游记》不仅仅是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它还将儒释道三家文化融合,开篇就以石头文化来讲述儒释道三家的联系。同时,作为明清小说的代表,它用具体的人物代表三家,反映了儒释道融合的必然性。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从思想史的发展看西方天地之学传入中国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天地观念为"天圆地方",认定中国作为礼义之邦,居天之中央,由此派生出华夏中心论。这种观念虽然受到过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算历及地舆之学的冲击,但并未动摇其基础,于是又派生出西学中源的虚骄观念和中体西用的保守思潮。而鸦片战争前后所传来的西方天地之学,带有彻底的革命性质:一方面它将天地人视为统一的宇宙演化过程,不仅地球无中心,整个宇宙亦无中心,居于其中的人类正是宇宙长期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它彻底埋葬了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也带动了民主思想的大发展。因而,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使明清之际萌发的民主、民生思想顿时成长起来而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问世可见,西方天地之学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以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为例

明清之际惨烈的社会转型,惊醒了当时的学界,催生了由空转实的学术转型。当时的学术取向,由空疏玄虚的"宋学",首先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之后又转向了崇实师古的"汉学"。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汉学"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骈体文学和骈文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骈文的复兴和骈文理论观念的转变。乾嘉时的《四六丛话》,便是这一骈文复兴过程的理论总结和骈文理论观念转变的突出代表。以《四六丛话》为例,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术转型对骈文及其理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中寻求骈体文学、骈文理论嬗变的动因与根据。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长生殿》与《桃花扇》中的兴亡意识和民族情绪

明代后期,文坛重爱崇情,浪漫思潮一时颇为盛行。许多文学作品将写情放在了首位,《长生殿》和《桃花扇》亦是如此。《长生殿》对李、杨的爱情悲剧给予了无限同情,不但对李、杨两人的爱情加以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桃花扇》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言情谈爱之余,二剧均表现出浓厚的兴亡意识和民族情绪,这也正是明末清初那个复杂历史时期时人情感心绪的艺术展现。     

风月乡里谈因果——明清艳情小说因果报应观念中的性别伦理

明清艳情小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情节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是由欲的极度张扬到曲终奏雅的"空"之间必不可少的转换环节.将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因果报应观念引入艳情小说,是为了强调艳情小说的劝惩意义,从而为艳情小说在大众文化中赢得一席之地.然而正是小说中的"以淫报淫"观念,以及分辨情欲的二元标准,暴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伦理的荒诞之处.男性纵欲的果报由女性承担,已从根本上背离了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观念和因果报应的主旨.明清艳情小说中的这种双重因果观念,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集中的、直露的表现,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