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息在全局博弈中的作用

对于存在行动协调的博弈结构,全局博弈通过在共同知识中引入噪声,减少了均衡的数量,从而做出明确的均衡判断和福利分析。相比私人信息,由于公共信息在经济基本值推断中占有更高的权重,因此,仅当公共信息的精确度足够高、或者公共信息的协调功能所带来的收益足够大时,公共信息披露才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中央银行通过提高其透明度,避免了信息显示和稳定化行动两种角色的冲突。     

《民法典》中私密信息的内涵——兼论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关系

我国《民法典》采用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并立保护的"二元模式",并将"私密信息"作为二元并立的交叉部分规定在第1034条第3款,形成了《民法典》私密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划分.《民法典》中未对"私密信息"作出界定."私密信息"的内涵为可直接或间接识别至特定自然人,且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信息;同时"私密信息"应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与《民法典》的分类不同,《个人信息保护法》采用的是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的分类.但是,"敏感个人信息"不等于"私密信息",二者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二者在内涵上存在重叠;信息主体对"私密信息"的控制程度远高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外延大于"私密信息".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病历信息的经济价值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病历信息的经济价值、市场需求、开发利用情况 ,揭示了病历信息利用对相关市场参与者的利润、效用、福利增进的过程和机制 ,指明了加强病历信息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医疗市场的无效创新

由于医疗市场上存在非对称信息,患者并不能了解药物的真实疗效,因此制药企业可以利用这种信息进行无效创新(即实际上不能提高疗效的创新)来诱导患者购买新药,进而获取利润。对竞争市场而言,这种无效创新会带来过多的购买,带来市场的福利损失。创新的成本本身也是福利的损失。但是,医疗市场上的创新需要两个参与者,即制药企业和医生之间的协作才能实现。由于医生在创新方面比较保守,制药企业需要设计一定的激励机制才能促使医生合作。因此,医生的存在可以降低无效创新出现的概率,从而减小市场的福利损失。     

法国信息自由保护的立法与实践

信息自由在法国被认为是一项宪法原则.1978年,法国制定了关于保护公民自由获取行政文件的法律,成为信息自由的基本立法.2005年,该法增加了公共信息再利用的内容,使信息的自由获取与利用成为信息自由原则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实践中,获取行政文件委员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独立行政机构,在司法诉讼之外,针对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就获取行政文件和再利用公共信息问题发生的争议与分歧,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解决途径;同时,该委员会对完善信息自由的立法,提高行政机关的透明度,以及促进公民信息权利的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伦理何以可能?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运用、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社会经济结构、人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令人困惑的信息伦理问题。个人的隐私权、生命安全、国家安全、知识产权、金融运作等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挑战。这些信息伦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由控制信息与信息控制引发的一定信息处理活动主体(包括个体或共同体)的信息拥有性与信息共享性之间利益的激烈冲突。为了保障和谐信息社会的有序运作,制约信息活动主体的失范行为,增强信息活动主体的信息法制观念,提高其遵守信息伦理规范的自觉性和道德责任感、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等,在构建信息道德规范体系的同时,亟须从法律方面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     

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的滥用与人格权侵害

见诸个人信息的法律问题早已产生，但却是在信息社会被“放大”了的一个问题。伴随着信息社会而来的是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储存方式的电子化和智能化，在原本强大的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面前，身处弱势的个人本已无法实际控制自己的信息，而信息技术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应用，使得处于不同地域、不同时空和不同部门的个人信息迅速汇集，瞬间拼出一个人的数字人格，“透明人”时代已经到来。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这一步必须迈出了。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论敏感个人信息在个人征信中的运用

个人征信体系运行的本质就是个人信用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播。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非常广泛,有一些信息属于可公开程度较大的"琐细个人信息",有一些信息属于可公开程度较小的"敏感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是对社会或个人具有特殊风险,应当受到特殊保护的个人信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对于"敏感个人信息"在个人征信中的运用作出了若干特别规定,相对限制其收集、加工和传播。但就结合个人征信原理和我国实践,还是应当尽量放宽对于所谓敏感个人信息使用的限制,在不威胁重要的、基本的个人人权或社会正义前提下,还是应当以提高预测个人信用状况的准确性为首要任务。     

证券交易信息的属性与产权归属

根据公共物品理论,证券交易信息是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俱乐部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因此,将所有信息均质的认定为公共物品,主张将交易信息纳入公共领域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明确交易信息的产权归属是保障信息安全,有效应对信息侵权的前提和基础。赋予证券交易所享有交易信息的产权,不仅符合效率的原则,也是我国证券法的应有之义。     

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以公共数据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政务建设,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政府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政府不当收集、管理、公开公民的个人信息。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半空白状态,是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呈现失衡状态的重要原因。我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现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的良性互补与动态平衡。特别是要从源头规范、机构管理、机制评估方面入手,构建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     

税务信息管理权与保护权的冲突与平衡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公共信息安全问题的审视与应对

我国社会越来越频繁的公共信息安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和干预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公共信息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恐慌性信息频繁蔓延、经济诈骗信息无孔不入、私人信息公共化、恐怖信息明显增多、迷信信息大行其道等方面。因此,必须在健全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对公共信息传播的监管,打击公共信息传播中的违法行为,提高公民的现代信息素养。     

校务公开与教师个人信息隐私权保护

校务公开必然涉及教师个人信息隐私,不加限制地公开教师个人信息是对教师隐私权的侵害。校务公开与教师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存在的矛盾,实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权与私权、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协调二者关系的原则是：公利优先原则、尊重人格原则、价值衡量原则、最小侵害原则;化解二者冲突的路径有：建立具体规则、慎待公开行为、把握公开尺度、提供权利救济。     

公共物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公共物品理论文献综述

狭义的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广义的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与公共池塘资源三大类.萨缪尔森、布坎南和奥斯特罗姆等指出了广义公共物品面临的典型问题,如搭便车问题、排他成本问题、公地悲剧问题、融资与分配问题,并基于不同的物品分类及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如纯公共物品理论、俱乐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理论.近期广义公共物品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供给问题,政府供给、私人供给、自愿供给与联合供给及各供给方式的匹配与融合是广义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给方式.研究表明,生态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物品理论的有机结合将是未来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信息成本、分工授权和激励

由于信息生产成本,真正起作用的是激励代理人获取信息的约束。私利的存在,更束紧了这一约束。其结果是增加期望薪酬激励成本,这是私利的不利影响。不过,私利的存在也减少了代理人在没有获取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报告项目不可行的动机,导致期望的薪酬激励成本减少,这是私利的有利影响。信息生产成本,私利影响的净效果决定了分工授权也就是项目论证和项目经营相分离与否。另外,对被否决项目的跟踪,也有助于降低激励成本。     

我国中央银行信息掌握及预期引导能力考察——基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

本文介绍了近年来货币政策研究领域比较热门的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并针对透明度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即货币政策透明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分别研究央行与公众在具有可为自己获利的私人信息时的反应。根据这一理解,本文对我国中央银行的信息驾驭能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控能力以及公众预期引导能力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