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增长制度性条件收敛的相关参数分析

论文以索罗模型为主要分析对象,引入资本使用效率或金融制度变量,进行了相关参数实验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收敛受到资本使用效率相关参数不同程度的影响。论文进一步的结论是,每个经济体的资本使用效率高低或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与其资本使用效率的相关参数性质相对应,其执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则只能是其资本使用效率高低或金融体系相应发展程度的外在指示器,而不能作为其原因。我国作为转型经济,应注重长期平衡增长路径调整因素的转变,即由经济发展战略等外部的调整转向影响资本使用效率的金融制度因素等内部的调整。     

“断裂”与“重构”：资本转换视角下水库移民的精准脱贫

以南水北调外迁移民安置区“平凡的”SW新村为例探索水库移民群体精准脱贫之路,研究发现资本转换路径通畅与否是移民群体精准脱贫的关键,主要体现在搬迁之初移民群体次生贫困和介入性贫困问题难以解决是由生计交换子系统脆弱性与生计断裂共存以致移民群体资本转换路径受阻引起。SW新村以8年时间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同样在于多方努力下资本转换路径的重构：通过自然交换升级打破传统农业路径依赖;政府提供市场转换条件实现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得以向物质资本转换;社会交换挖掘移民传统文化中优势文化资本清除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的障碍;运行良好的资本转换活动“倒逼”制度分离的“交换层面”被打破,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良性循环。     

基于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

基于合作学习的教学作为一种新探索的教学模式,已形成为一种可供操作的基本范型或活动框架.它是以群体动力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教学工学理论、社会凝聚力理论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其建构的目标是要促使学生主体本性的发展、合作意识的生成、交往能力的提高.这一模式的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通过班级的合作授课、小组的合作互动与交流及对其成果进行评价来完成.     

群体冲突与边界错位:媒介液态对社会阶层失序的影响研究

群体冲突与边界错位是探索媒介液态对社会阶层失序的影响的一种独特视角。以信位液态化、传受液态化及体验液态化为自变量,社会阶层失序为因变量,黏合性位错与桥接性层错为中介变量构建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相关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发现：(1)信位液态化、传受液态化及体验液态化通过黏合性位错与桥接性层错的中介效应,对社会阶层的关系型失序及结构型失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信位液态化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为传受液态化,最后为体验液态化。(2)黏合性位错对关系型失序的影响大于对结构型失序的影响,桥接性层错对结构型失序的影响大于对关系型失序的影响。(3)黏合性位错在媒介液态对社会阶层失序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大于桥接性层错产生的中介效应。(4)媒介液态对社会阶层失序的各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群体间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该研究,可寻找到社会群体冲突问题的本质和原因,可形成媒介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解决社群冲突及媒介治理等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背景下南疆农村妇女反贫困长效对策

边疆民族地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如何在这些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当务之急。南疆是新疆扶贫重点县比较集中的地方,农村妇女劳动力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44.9%以上,但农村妇女的发展现状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参与社会发展能力不足、家庭和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水平不高、享受型消费较少、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等。致贫原因包括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人文社会因素、政策与制度因素、个人观念因素等。反贫困长效对策在宏观方面应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来改善农村妇女的经济情况,扩大对农村女性群体的扶助力度;中观方面应通过不同的培训和职业教育来提升南疆农村女性文化水平;微观方面则以妇女协调委员会为连接中枢,构建各归口机构、妇联、志愿者、女性自身等共同参与的扶贫体系,形成扶贫的长效管理机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实现;信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新农村的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而现阶段,乡村社会资本缺失是制约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的要素、运作方式及其制约因素,并探讨提升乡村社会资本的路径。     

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以皖北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为例

通过对皖北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与家庭成员、乡村邻里等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行历时性考察,将该群体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因社会环境、家庭发展状况不同而特征不一,但各阶段的行动逻辑都是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并同时以原有的社会资本为基础进行再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布迪厄的资本转换理论。将三个阶段统合观之,该群体的社会资本形塑过程也呈现着内卷化的样态。     

资本话语体系与新自由主义

资本在塑造现代社会的同时,其追求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也成为支配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内在机制。资本逻辑是资本生成并发展的逻辑依据与历史进程,资本话语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形式,资本话语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存在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话语体系试图影响我们的改革进程,体现在公共福利的商品化、自然生态平衡被打破、社会传统及主流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构等方面。应排除资本话语体系的干扰,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的影响作用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既具有扩散和强化机制,又具有“摈弃”功能;社区和家庭的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替代的;我国企业家群体的区域性分布说明了社会资本对其生成的重要影响,以及欠发达地区由“内部人”推动的企业家创新的重要性。技术创新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时,要考虑与本国社会资本的匹配性。制度变迁表明,当新的制度与社会资本的一致性较高时,制度变迁的成本低,成功性高,制度有效率。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益进行的探索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根据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制定了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城镇居民逐步建立起由国家财政支持、以就业单位为依托的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民社会保障基本框架,主要包括面向劳动者以解决其基本生活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面向贫困或低收入阶层以解决贫困或不幸社会成员生存危机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以及为不断改善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开放格局下的外资并购和国家经济安全

近两年随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外资在国内的并购,对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行业和领域相关的龙头企业斩首策略的成功,致使我国的关键行业面临着被跨国资本整合进而成为其全球产业链的一环．民族产业将失去其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尽快出台反垄断与并购方面的专门法律,从国家法律的高度全面而有效的保护我国民族产业体系的独立与完整,对于维护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保险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发展。从4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保险业大致经历了恢复和准备、规范和试点、快速发展和入世承诺、完全开放4个阶段,取得了保费规模不断扩大、保险多元化主体逐渐形成、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逐渐提升、保险产品不断多样化、保险中介市场快速发展、公司治理和行业自律逐渐完善等系列成就。在此期间,保险市场主要呈现出8组矛盾,包括保险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规模优先与利润优先的矛盾、所有者缺位与市场化运行的矛盾、市场发展与结构失衡的矛盾、强保险市场与弱资本市场的矛盾、业务国际化与行业不完全市场化的矛盾、保险人才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不匹配的矛盾。未来,保险业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要适应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最新变化。具体而言,应当注重开放模式数量化、经济基础市场化、保险意识整体化、条款费率市场化、营销渠道多元化、产业结构优质化、保险人才专业化、保险投资盈利化等12个方面。唯有深化改革、加速开放,才能促使中国从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迈进。     

第三部门在我国兴起的四维条件论

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部门在我国快速发展起来。第三部门兴起的条件可归结为下述四个方面：公共权力控制方式的松动性变革是第三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传统的“政府一市场”二元体制的博弈困境为第三部门的嵌入创造了机遇条件;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禀赋优势为其介入公共事务治理创设了资质条件;改革的市场化导向和公共服务理念与方式的变迁为第三部门的滥觞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条件。     

“新离婚时代”背景下婚姻的社会干预模式简

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对于婚姻的干预有着截然不同的模式.改革开放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层组织、主张政治高于一切的思想文化、对离婚严格把关的法院是婚姻的主要干预力量.改革开放后,社会对婚姻的干预模式发生很大变化,国家权力的全面收缩、工业化带来的亲族疏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化等,导致婚前同居、婚外性关系、性随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离婚率不断攀升,而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婚姻对个体幸福度的意义,现代婚姻家庭的分裂态势令人担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健全社会对婚姻的干预模式,势在必行.     

电子商务与农村权力结构嬗变下的农村社会发展

权力具有引领社会变革与发展、整合社会资源的力量.新兴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掌握新兴技术手段的社会精英也必然掌握新的权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掌握新兴技术的社会精英回乡创业日渐增多,形成了新的权威主体.由此,新的权威参与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设中来,分享了传统农村社会权力,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也为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管理——以智利、泰国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有的已经完成了资本项目开放,其他即将开放或正处于开放的进程中。但是,开放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下有效地管理风险,否则开放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对一国经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和损失。总结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开放风险管理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从资本流入、资本流出及国际协调三个方面有效实现对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关于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理论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所有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分配形式与之相适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将使一部分人通过经营收入、技术革新、重大发明和决窍秘方，跻身富裕阶层，从而扩大收入差距。这种消极作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