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南充市城区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2018年4—5月在四川省南充市城区采用便利抽样,以已婚且未育或已育一个小孩的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匿名问卷,以面对面的形式收集资料,了解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南充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为南充市的人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在213名调查对象中,56人(26.3%)有二孩生育意愿,140人(65.7%)无二孩生育意愿,17人(8.0%)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南充市被调查者的理想子女个数均值为1.46,意愿子女个数均值为1.27。不同文化程度(χ2=7.512)、配偶月收入(χ2=12.641)、理想子女数(χ2=66.401)、一孩性别(χ2=5.441)的育龄妇女间二孩生育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第一个孩子性别为女孩(OR=2.641,P=0.021)、丈夫月收入越高(OR=1.761,P=0.028)、理想子女数多于1个(OR=29.040,P<0.001)的育龄妇女更有意愿生育二孩。南充市城区二孩生育意愿处于较低水平,经济收入、理想子女数、一孩性别会影响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对于促进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效应有限,应当建立相关的配套政策,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鼓励“全面二孩”: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全面放开二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人口学后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的实际效果表明,虽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标准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但发生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规模却相对有限。仅仅允许全面生育二孩不仅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并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且有限的人口增量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只有鼓励全面生育二孩才是应对之策。长远看来,鼓励全面生育二孩将会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及破解路径

农村中小学校女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自身的女性特质从内部支持其生育两个孩子;家庭人员数量、经济状况和女教师学历层次从外部支持其生育两个孩子。但生育两个孩子也给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带来了职业发展、个人提升、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是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实施带来的遗留问题,也反映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全面两孩政策”形势下的不适。因此,首先需要国家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常规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需要学校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常规化配置师资队伍,助推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发展;最后需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基础上促进自身职业发展。     

一孩青年父母再生育抉择的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求政策实施中的配套措施。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一孩母亲的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家庭再生育意愿越高;意愿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怕孩子成长孤单、减轻孩子养老压力和抵御失独风险;经济压力大、带教孩子太辛苦和年龄身体原因是不想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传统的教育观、养老观、家庭观促进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功利主义教育观与攀比型生活方式阻碍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应积极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制定鼓励二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是在对"独生子女"人口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中央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另一方面,又照顾了确有实际困难的家庭,允许他们间隔几年生育第二胎。现行人口政策形成后,中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社会性别视角下“单独二孩＂政策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转折性调整,对于延缓中国社会老龄化进程、推进人口可持续健康发展、缓解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以及解决独生子女情感心理问题等都有巨大的意义。但是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这一政策。会发现新政出台后若是不配套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职业女性由公领域再次向私领域回归,在资源交换以及家庭利益最大化掩盖下的性别关系不公正可能再次呈现出来,二孩的出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家庭中老年女性的负担,为此建议政府尽快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     

关于人口均衡发展与妇女民生的理性思考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改善妇女民生和促进妇女发展。控制人口总量的适度规模、优化人口自然结构、合理分布人口、提高人口素质与促进妇女发展和进步之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及互促性。从其长远和根本来看,我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但在一定时期内,它也可能对妇女民生及妇女发展造成某些不良影响,应当采取有力措施给予妥善解决。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反思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人口控制效果,基本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但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得失的争论与调整的呼吁也愈演愈烈。梳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背景、过程、内容、法规及配套政策,综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如何评判,可以发现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正反两方的观点分歧在于对人口规律和中国未来人口形势的认识不同。坚持政策从严或维持现行政策,是以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为论据基础的;建议适度放宽政策,是以人为本、调整人口结构与提高人口素质为出发点的;后者更符合我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实际状况与人口发展的需要。在低生育水平下,尽快调整完善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而严峻的人口形势。     

人口结构研究——续马寅初《新人口论》

受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启发,根据中国＂计划生育＂30多年的实践,构建多种＂人口结构＂模型。在构建＂人口结构＂模型的同时,引入时间坐标,从而获得＂过渡期＂人口结构的变化规律,这就为控制人口的有序增长,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实施＂一胎＂指标30多年,一方面已经达到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目的,另一方面,＂人口结构＂正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有必要将＂一胎＂指标适时调整为＂两胎＂,以防止生育率的锐减和＂老龄化＂的激增。     

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国与尼日利亚的比较分析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不平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情况下少数民族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就成为能否减少不平等、优化民族关系的关键因素。由于每个国家国情与执政理念的差异,少数民族政策可大致划分为协调、替代及拒绝等不同类型。通过分析中国"协调政策"与尼日利亚"替代政策"的内容与效果、经验与教训,可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参照,也可以拓宽民族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