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基于生产效率两极分化视角的诠释

基于2005—2007年广东省信息技术企业数据,对中国企业存在的“出口生产率悖论”提供了一种解释。首先利用非参数的相对分布方法,来识别出口企业与内销企业在生产效率上的分布差异,发现相对于内销企业而言,高生产效率和低生产率企业并存于出口企业中,即其出口效率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基于面板联立方程的实证结果,在控制了企业出口行为与生产率之间内生性的基础上,发现虽然出口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生产效率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两极分化,即高生产效率和低生产效率的企业同时存在于出口企业中,是“出口生产率悖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省际环境治理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治理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偏低。以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三阶段模型,评价我国省级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效率损失,且各省支出效率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支出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地方政府应在提高管理水平和优化资金规模方面双管齐下,促进支出效率的改进。财政分权、文盲率和工业化水平均对环境治理支出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机构分布密度对支出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根据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得分,将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效率分为四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向。     

在政府规模膨胀中中国如何损失了效率

构建了一个政府规模传导和作用于社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中的实际效应,并对其最优膨胀速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均衡和最优化条件下,政府规模的增长将能够正向地促进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中国政府规模的膨胀由于超过了其最优增长速度,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目标下,政府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在年份间保持一种大致稳定规模是最优和有效的。文章政策含义在于,政府规模增长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渐进的路径上,盲目、非渐进的政府规模膨胀势必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收支规模增长速度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可持续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和反思。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中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决定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高低.利用DEA两阶段分析框架,根据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使用DEA方法测算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从时间和地区两个维度分析这三种效率的差异.最后利用Bootsrap方法对影响效率的各类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样本期间内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财政分权、户籍制度、医疗卫生改革、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教育水平等.     

长三角地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下,分析长三角地区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可为推动其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意见。文章基于2016—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分析长三角地区卫生支出效率,运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支出效率较高但各地差异明显,大部分地区规模效率较低、技术进步下降成为制约支出效率的关键。人均GDP、城镇化率与支出效率显著正相关,而人口密度、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财政分权与支出效率显著负相关,每万人口普通高等在校学生数对支出效率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长三角地区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建议。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静态状况及动态变化——基于200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8—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测算中国大陆31个省域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的静态效率,同时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效率动态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从静态效率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很大程度上由规模效率决定,取决于实际支出规模是否靠近最优规模,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地区特征;从效率动态变化看,每年农村低保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的同时其效率在下降,大体上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优于东、西部地区,主要诱因在于技术进步变动。由此提出从测算农村低保财政最优支出规模、农村低保对象识别机制、农村低保标准调整机制、财政支出均等化等方面入手,提高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以更好地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权益。     

中国产业能源消耗效率变化的实证分析——基于投入产出方法

我们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中国产业的能源消耗效率,构造一个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模型,从实证角度利用该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耗效率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2002相比,三次产业的直接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同时除天然气外,其他三类能源的完全效率也明显提高。最后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的角度提出有关提高我国三次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效率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乳制品行业技术效率变动研究——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

运用中国乳制品行业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分析了中国乳制品行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变动状况。研究发现:1998—2007年中国乳制品行业技术效率以年均4.93%的速度增长,乳制品行业的企业规模和资本密度是促进乳制品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的积极因素,而乳制品行业生产技术的非效率与生产成本、资本回报率、原材料奶产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中国乳制品行业技术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这种技术效率的差距在扩大后出现收敛迹象,奶类产量和乳制品产值较高的省区的乳制品生产技术效率却十分滞后。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联:模式与解释

在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理论关系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1998—2007年间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现状、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较大程度上高于其工资水平,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随时间扩大的趋势,而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性则有所下降。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之间的关联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企业的规模、劳均固定资本存量,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也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德国新环境行政法之立法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从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夭折,到环境立法体制的重构,再到新环境行政法体系构成的分析,总结对中国环境法立法有益的经验与启示。中国环境的立法,可借鉴德国环境行政法体系的构成和立法技术,更应学习德国环境立法与行政治理有机结合的法治模式。在此前提下,建立以环境基本法为统率,以自然资源与能源法为主、环境污染防治法为辅的中国环境行政法体系。     

资本配置低效、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与就业规模绝对减少——我国内资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一个现象

用Jeffrey Wurgler的思想和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内资和外资不同技术密集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研究,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我国不同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况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内资高技术密集制造业资本配置低效、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与就业规模绝对减少的结论。从两种不同的视角评价了这一结果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提出了政府产业政策全面考虑的建议,即政府产业政策不只是关注短期经济成本、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注重国家长远利益、国民福利和产业安全,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和对内资高技术密集产业(弱小产业)的必要保护。     

对外开放度与中国工业能源要素利用效率——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考虑到单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方法对“能源效率”的内涵刻画不够深刻,将资本、劳动力、能源等要素的互相替代效应纳入到能源效率的测度模型中,利用DEA的方法测算1999—2009年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能源要素利用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环境规制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工业能源要素利用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工业行业整体能源要素利用效率呈现上升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环境规制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对我国工业行业能源要素利用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作用途径有所差别。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我国工业行业能源要素利用效率的政策建议。     

三峡库区可持续增长的技术支撑研究

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将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本文借鉴索洛的“余值法”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实证分析了三峡库区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理清库区技术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为三峡库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技术支撑;围绕三峡库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协调推动新型工业、高效生态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转型发展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技术支撑措施,促进三峡库区创新、协调、绿色和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绩效评价与思考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科学评价和分析民族地区环保绩效,是衡量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环保建设的关键手段和有效途径。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环境综合发展、三废减量排放、自然灾害防治、农村建设投入4个方面构建我国民族地区环保绩效改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内蒙古、广西、海南等9个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与2006年相比,2009年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有较大改善,综合水平显著提高;新疆、青海、甘肃3个地区环保绩效主要受制于三废减量排放指数;评价地区的自然灾害防治指数均低于全国水平;贵州的环保绩效改善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来自农村建设投入指数。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生产模式,科学用能;认真落实民族地区相关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继续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发展壮大环境非政府组织,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     

武汉城市圈土地转化分析与利用新战略的选择

＂两型试验区＂是我国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新尝试,其土地的集约利用应当成为＂两型试验区＂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比较武汉城市圈1996-2007年农用地、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总体变动,对2007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可持续分析,提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土地转化与利用不能采用武汉市的土地利用模式,而是应当赋予占补平衡以新的环境保护意义,重视土地集约利用在＂两型试验区＂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创新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机制,选择不同的土地开发利用战略：土地开发透支的地区主要应当选择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有潜力的地区主要应当选择在保护环境基础上的土地高起点开发,从而实现土地与技术的双引进。     

环保产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

我国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导致环保产业的发展存在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如何创建一个相对有效和公平的激励体制,亦即社会支撑系统,从而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是摆在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路径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郁，中国内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定的不可持续性和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中国加工贸易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和低生产率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随着外部贸易环境、国内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加工贸易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描述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的若干特征和“低端锁定”问题，引出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决策、出口行为以及企业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影响，并围绕以生产过程、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为主的产业内升级和以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特征的产业间升级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的路径。研究认为，着重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本土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同时结合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背景，实现东西双向开放，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等，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路径和新机遇。     

环境基本法的发展脉络——从“人类环境会议”到“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启动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其重要影响之一是推动了世界各国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回顾历史,各国环境基本法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峰期,一次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一次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这两次会议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因为它们汇集了人类对于环境保护思想的大智慧,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环境保护新思想和新策略。历史进程表明环境基本法的产生和发展需要重大理论支撑,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共性,要求使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国际环境法对国内环境法具有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环境基本法落后于世界,但是从环境基本法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环境基本法实现飞跃的时机还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握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