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的当代生成与其传统精神

从上古到当代的整个历史时期,楚歌贯穿于中国文学史的始终。楚歌有着强烈的文学震撼力和悲剧色彩,这是由楚歌的作家悲剧命运和作家所处时代的悲剧以及楚歌悲剧传统所致。也正是因为如此,楚歌才能不绝如缕地从古代走到当代。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于《史记·五宗世家》之"河间献王"事迹疏证

本文透过文献比对,重新审视前汉淮南王案,对司马迁撰《淮南王传》提出质疑,进而否定此种可能性。认为该传的真正作者应该是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并深入结合楚元王一系在前汉武帝、昭帝及宣帝时的政治处境,对他们撰成《淮南王传》的动机和心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也梳理其经学的倾向和学术的特征。     

从语音看罗布方言的特点

罗布方言,是维吾尔语诸方言中有特殊意义的一种方言。使用这种方言的居民,因长期生活在罗布淖尔地区一带,而自称罗布人。早在两千年前汉通西域时,罗布淖尔就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咽喉重地,也是重要的屯田地区之一。今天罗布泊湖西北的楼兰古城,就是当年屯田的遗址。魏晋时期,     

七言诗是汉代歌谣演进的结果

包含《楚辞》在内的＂楚歌＂和《诗经》、《汉乐府》都是可以入乐的作品。从音乐的角度而言,《楚辞》里的＂兮＂＂些＂＂只＂等语助词是不可改动的,＂七言诗脱胎于楚歌‘兮’字句＂的说法还值得商榷。七言诗应是包括＂楚歌＂在内的汉代歌谣自身演进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在文本上对＂兮＂＂些＂＂只＂等语助词的简单改动。     

晚清名家集外诗文辑考

清人别集浩如烟海,整理不易。清代作家散在集外的诗文作品,数量既多,情形也格外复杂。为清代作家辑佚,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和长期的任务。即以陈衍、谭嗣同、溥儒这三位晚清名家而论,他们也都有不少集外诗文,因此特将其厘为一束,并加以相应的考订与申说。     

“兮”声流变论

"兮"是楚辞中一个特殊的拟声词,在上古楚歌中多作舒缓之声,造就了楚歌曲句回旋、语气舒缓的特点。在乐府中"兮"常作为和送之声,融入了楚调与西曲回环往复的曲句之中。在近古以后的俗曲中,"兮"化为婉转之声。从乐音变化的角度看,"兮"是抒情的象征,起自远古,流宕至今。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汉宫审美的变迁——兼与李芽、陈东杰《汉代后妃形貌考》商榷

考论汉代后妃之形貌,应该依据汉代史料,而不是依据《汉宫春色》《汉杂事秘辛》等晋人、明人小说家言;应该对汉代内部审美观变革进行历史的审视和划分,而不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一时代之审美观决定了彼时皇宫采选、聘纳妃嫔时的标准是不同的,从而可推知汉代后妃的形貌究竟如何。汉代皇宫内审美观有明显的变迁:西汉皇宫审美观受楚地风尚的影响甚大,而东汉尤其是永平十年之后其审美观开始受佛教法相说之影响。西汉后妃形貌之审美,似多以细腰、纤瘦为美,而东汉后妃形貌的审美,则在传统审美观的基础之上,受到了佛教三十二法相、八十好之"面如满月"、"耳大垂肩"、"鼻高且直"等的影响。     

宋代元夕词探微

宋代元夕词是记录历史、反映历史变迁的一条内在感情线索,记载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宋代词人常在节序词中不经意地对社会变迁作纵向比较,叹眼前景,诉心中情,从而使得节序文化日趋成为词人创作的缘由和契机。这里以柳永、李清照、刘辰翁三位处于宋代历史转型期的词人为例,通过对其有关文本的解读和比较来阐释时代巨变给词人的心理和创作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解析宋代元夕词的时代特征。     

隋唐五代的巴蜀散文(三)--李白散文简论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盛唐时期重要的文章家之一.其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多方面反映了李白的生活与思想;艺术上受庄子散文、纵横家言论、屈原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的影响,以诗为文,张扬个性,骈散兼行,铺排夸饰,风格清雄奔放,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

以"方城隘口"为核心的"方城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系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在中国内部东西对峙的形势下,还部分地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秦崛起后,即经营"方城隘口",以图遏制楚国,并侧击韩、魏;秦末至西汉,其为关中防守体系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又成为联系首都和西南地区的枢纽。但随着中国全局政治形势的变化,方城隘口和方城道的地位有所降低。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西汉大赋的帝王接受与经学影响

汉代经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后,赋家在创作上有意识地靠近经学,期望以此提高大赋的政治地位和功能。但作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帝王对大赋娱乐休闲的期待视野有意无意地阻滞了它的经学化努力。这个矛盾呈现出的表象就是汉大赋讽谏创作目的和接受效果的背离。因此,对汉大赋受到经学的程度我们应慎重结论,特别不应过分夸大汉赋的经学化。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