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层次基金评估体系的构建

介绍了国内外的基金评估体系,分析了它们在评估指标、评估方式、评估程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我国应建立多层次基金评估体系,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要,真正做到指导投资.认为多层次基金评估体系应该由三个层次构成:基金评级、基金分析和基金跟踪.     

简析内幕交易罪之犯罪构成

正确理解和把握内幕交易罪的构成,正确区分内幕交易罪和非罪,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惩罚内幕交易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的特点与侦查对策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件具有犯罪主体特定,犯罪被害人不特定,有交易记录可查,与其他证券犯罪特别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犯罪相互交织在一起,犯罪黑数突出等特点。公安机关在立案时应准确把握“情节严重”的标准,在侦查中可采取顺查、逆查、中间查、外围查的途径找出犯罪嫌疑人,同时要注意运用讯问、询问、搜查扣押、调取以及查询、冻结等方法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泄露内幕信息的证据。     

中国私募基金合法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私募基金在迅速地隐秘膨胀,因其未能取得合法地位,政府亦无力监管,由此导致在私募基金运作中存在大量不规范操作以及为追求暴利而存在的内幕交易和投资意识扭曲等不良现象。海外国家和地区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运作模式对我国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可以提供一定借鉴。当前应尽快着手进行私募基金的相关立法,并及时对既有法律予以修订,严格私募基金的市场准入条件,对私募基金的规模和发行方式加以规制,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合理引导利益分配方式,使对私募基金的监管做到合法合理、有法可依。     

我国基金犯罪的刑事立法分析

就基金犯罪的具体刑事立法政策而言,总体上应该采取严而不厉、轻重得当、具体明确、及时应对的政策思想.我国基金犯罪立法宜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从法律严谨性要求看,部分基金犯罪的罪状和刑罚设置仍存在着不足之处,有必要加以完善.     

内幕交易 无所适从

如果问资本市场中的哪种行为最遭人痛恨，可能多数投资者都会回答——内幕交易。但是基金业的发展却伴随着内幕交易的阴影，甚至于一些明星基金经理也遭遇到质疑。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被害人信托基金援助功能探析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创建了被害人信托基金,具有非司法性的援助功能是该基金的法定使命。信托基金实行独立的理事会管理体制,并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有效合作。援助资金以自愿捐款为主,包括指定用途的捐款。理事会启动援助功能的决定须接受司法审查,以避免违反规约的有关规定。信托基金援助类型涵盖身体康复、心理康复和物质支持,通过"和平建设与和解计划"在个人与社区层面实施援助。中国应创立犯罪被害人援助基金,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制裁内幕交易罪的研究

证券市场是我国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是本文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内幕交易罪是证券交易犯罪中的一种，它是指内幕人利用内幕消息进行证券交易、情节严重的行为。本文运用犯罪构成理论对内幕交易罪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探讨了内幕交易罪的客观方面，即内幕交易行为、内幕消息、内幕交易获利额以及构成内幕交易罪的量度等内容。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幕交易罪的罪状、法定刑的具体立法构想。     

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主要模式研究——兼论福建省引导基金模式选择

引导基金可以通过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共同投资高科技企业,从而帮助解决产业升级过程当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比较分析当前我国引导基金的几类主流模式,并根据福建省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引导基金应主要参照地方政府与国开行共同设立的模式,在引导基金的建立过程当中,可以采用非法人制的组织形式。     

我国禁止证券内幕交易立法与执法的若干问题

新《刑法》的实施使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成为犯罪，同时对禁止证券内幕交易的立法和执法提出了诸如内幕交易行为和内幕交易者如何界定、罪案调查权由谁行使、如何防止包括内幕交易在内的证券犯罪等问题。本文根据我国现行法规，并结合国际上的立法和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制度研究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是需要给予报应的针对国家的行为，犯罪必须接受惩罚，惩罚表达了社会对犯罪的谴责和对正义的追求，并且也可以用以威慑犯罪人和其他企图破坏社会规范的人。支配传统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是报应性和惩罚性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崭新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被害人及其亲友、整个社区都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最为典型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就是所谓“被害人—犯罪人和解”或“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恢复性司法运动最初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现在则开始扩大至成年人犯罪，并且由最初仅仅适用于轻微犯罪、财产性犯罪向现在的严重犯罪甚至暴力性犯罪扩展。由此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被害人问题的关注。     

论非法经营罪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非法经营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种犯罪,该罪在实践适用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应对作为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作严格的限定和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小口袋罪的弊端。同时,对于本罪中罚金刑的适用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别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单位与其内部成员共同经济犯罪研究

在经济犯罪领域,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基于自然人的身份的不同,可以分为单位与单位外自然人和单位与其内部成员两种.对于前者成立共同犯罪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后者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能够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况下,鉴于刑法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犯罪的数额标准规定不一致,适用何种标准对于单位和自然人的定罪量刑至关重要.而对于单位内部成员来说,虽然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是共同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成为对其进行并罚的理由.     

罪数论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罪数论肩负解决罪数的判定基准及其处罚原则的双重任务.其中,罪数的处罚原则是本源问题,罪数的判定基准是衍生问题.罪数判断的实质是检视行为事实与犯罪构成是否相符合的过程,因而应以犯罪构成为基准,且重在行为要素的判断.确定罪数的处罚原则应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坚持一罪一罚,数罪数罚,但对数额犯等个别罪数类型,出于诉讼效益考虑,可以采用累计处理方式.确定罪数的具体类型,便于对行为事实之罪数的判定,因而应以行为事实之结构类型为标本,同时结合认知必要性及法之合理规范.     

想象竞合犯的批判与再认识

想象竞合犯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上的数罪、实质上的一罪,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形式上的数罪、科刑上的一罪,尽管存有差异,但两者都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它们是概念不清、逻辑矛盾的产物,都存在混淆概念、肢解犯罪构成或者是逻辑前后矛盾的问题.事实上,想象竞合犯并非形式上的数罪,而是实质上的数罪;对它的处断原则也不宜按照传统"从一重处",而应该数罪并罚.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从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谈起简

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断裂,陕西省神木县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危机爆发之后,与此相关的一些犯罪行为浮出水面。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外延过于模糊和宽泛,导致实践中容易扩大犯罪圈,冲击民间融资的正常和健康发展。因此,只有牢牢抓住该罪的行为特征、后果及主观方面等构成要件,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准确定性,才能正确适用刑法,也才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民间融资一个宽松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