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

2 0世纪是汉赋分类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丰硕 ,新的观点纷呈 ,经过系统的总结与梳理 ,从题材内容上把汉赋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和俗赋 ,在体裁形式上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 ,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 ,咏物赋以小赋为主 ,俗赋则是以口语为主的通俗小赋。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解析柳永赋化词

柳永为宋词大家,其着笔慢词,善用赋法,对后世词曲的创作影响深远。柳永"以赋为词",与苏轼"以诗为词"一样,于词贡献甚大。柳永变小令为慢词长调,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柳永擅"以赋为词",分别汲取"大赋"、"小赋"和"骈赋"之法,兼采众长、融合并用,在词的文体特质、抒情手段和语言魅力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开创一代词风。     

唐诗中的扬雄形象

唐诗中的扬雄主要有两种形象,一为献赋入仕的宫廷侍从,一为闭屋著述的草《玄》者。扬雄献赋本为讽谏,但因"劝百讽一"的矛盾,其讽喻之义往往淹没在华丽的形式中,所以唐诗称引其献赋时,多与入仕或宫廷侍从相联系,而较少注意其讽谏,称引草《玄》事时则看到了扬雄的不得已与高尚的人格。对扬雄的吟咏体现了唐代诗人对出与处的思考,献赋入仕是他们用世思想的反映,而白首草《玄》则是他们对人格的追求,是兼济天下理想无法实现时的一份固守。     

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逸乐、军训、礼仪:三维度下汉代畋猎赋的题旨观照

畋猎为汉赋重要题材和内容之一,汉代畋猎具有逸乐、军训、礼仪三种属性。汉代畋猎赋的题旨差异与畋猎属性的不同密切相关,对于满足君主一己私欲的逸乐性质畋猎,赋家多持批判态度而加以讽谏;对于战备需要的军训性质畋猎,赋家强调克服弊端,减少负面影响,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对于符合儒家规范的礼仪性质畋猎,赋家持赞赏态度,并不吝颂美之词。汉代畋猎很少为单一属性,多兼有两种或三种属性,呈现出复杂状态,其具体偏重则随时代变迁而转移。这导致汉代赋家对畋猎这一题材多采用正反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努力兴畋猎礼仪、军训属性之利,除畋猎逸乐属性之弊,在铺陈夸饰畋猎壮丽之美、肯定畋猎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就畋猎逸乐之弊加以讽谏,因而畋猎赋呈现"劝百讽一"风格。受结构、形式、修辞等所限,汉代畋猎赋多善于铺陈夸饰,"虚辞滥说"类文字篇幅远多于"其要归引之节俭",讽谏之旨常为奢丽辞藻所遮蔽,这也进一步从文本内容上强化了赋作"劝百讽一"的写作风格。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筚路蓝缕 体大思精——读《中国赋论史》

《中国赋论史》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通史。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是赋学界里程碑似的著述,是赋苑"游于艺"的导航图。它体大而思精,将史论合一,古今合一,宏观与微观合一,创见迭出。     

由周邦彦《汴都赋》观宋代献赋之氛围

周邦彦生平材料于史载录不丰,即使留有文字踪迹,其所征之事或年代亦难指实,较可确知者,如《宋史·文苑六》所记,元丰年间,建国已久的北宋王朝,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中,经王安石"熙宁变法"施行各项新法后稍微得到气氛缓和之际,周邦彦当时以太学外舍生身分献《汴都赋》呈宋神宗,赋文以歌颂新法为主,内容澎湃热情,充满理想,周氏因献赋一举被擢为太学正,赋中内容乃歌颂新法施行以来国家繁盛富足之景象。     

浅析李白赋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

李白的赋作与其诗一样独具魅力。其赋作继承了汉赋和魏晋六朝赋的创作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特点。其大赋表现出张扬的主体精神，小赋则显露出浓烈的忧思精神和个体意识。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试论《文选》赋体的分类原则

《文选》选赋、诗,按所选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二级分类,其中赋体厘为十五类。对赋进行分类并非萧统自创,而是受前代人的启发和影响。在赋的十五类目中,萧统将"京都"列于类首,"情"列于最末,既有自身文学思想的反映,又有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荀卿赋未被入类,原因在于其隐语类型和质朴风格不符合萧统"文"的要求。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从献赋到试赋——唐前赋作性质演变轨迹钩沉

唐代试赋衍于汉之献赋。两汉以献赋为主,期间枚皋和李尤奉诏作赋初具考试特征,之后类此者多见于正史记载。奉诏限题作赋经历了从一人奉诏到多人同题竞作的衍变,从而表现出横向比较第其高下的特点。在限题过程中,限时因素也在正史中得到记载。隋秀才科有试赋经历,且有限题和限时规定,是此前献赋过程中考试特征的相对综合体现,也是后世科举试赋的先声。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