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防治法律视角下新冠肺炎预警制度探讨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初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为核心构筑的预警制度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文章简要阐述《传染病防治法》中关于预警制度的规定,对比分析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传染病预警制度,指出目前我国传染病预警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从预警权限、预警情形、“吹哨人”保护条款以及问责制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后续我国传染病预警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的法理思考

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公共卫生政策既是医学问题，也是政治难题，考验着政府治理能力。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的相关规定，尚不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卫健、民政等政府部门处置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主要依据是规范性文件。该做法与域外的新冠肺炎患者遗体处置方式存在着差异，相关制度的设计、启动、落实在科学性、正当性方面需要进一步补强。当前，在传染病患者遗体处置这一特定殡葬领域，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尊重个体权利、提升法律制度系统性协同性等方式，不断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和殡葬制度，以便有效应对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论我国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事权配置的优化

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事权按项目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划分之后,还需按事权的要素即决策权、执行权及监督权在立法中设计相关制度来进行三权的具体配置。这些制度在经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充分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比如预警主体设置级别过高、疫情信息发布主体设置不合理等等。为此,需要及时进行立法后评估,优化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事权配置,调整预警制度,完善紧急状态下的信息公开制度,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运用,实现中央指导组、各级纪委监察委以及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的有机结合,以提升地方政府应对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突发传染病疫情信息披露机制的立法完善

在突发传染病的应急管理中,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对疫情防控的效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疫情信息披露的理想机制应符合准确性、及时性、必要性的要求。然而通过现行法律法规的梳理,发现我国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存在着不明疫情信息披露缺乏可操作性规定、疫情信息披露主体规定不一、疫情信息披露内容亟须细化、疫情信息披露时限不明的弊病。另外,我国采取层级化的上报机制,同时,对传染病形成科学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这些都导致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受阻。《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一定回应,但仍有改进的空间。因此,应当构建层级化的疫情信息披露机制,分类疫情信息、明确披露内容和时限,建立疫情信息披露的社会参与机制,更好地为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信息保障。     

“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的罪因分析及防治对策 ———以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５ 例典型案件为样本

随着新冠病毒的肆虐和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涌现,刑法中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实践中被激活.从犯罪学视角对2020年的55例典型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背后存在着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原因.应当从社会治理、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和法律规制四个层面入手,构建"四位一体"的预防和治理体系,降低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的发案率,为疫情防控措施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     

中国重大传染病分级诊疗制度探究

新冠疫情给医疗资源配置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分级诊疗制度是重大传染病防控下医疗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条件下,保证一定治愈概率和有效的医疗服务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即使不采用行政命令强制干预,分级诊疗制度依然能够保证不同患病情况的患者获得相应的最优医疗服务,同时避免“医疗挤兑”。因此,为保障重大传染病防控下分级诊疗制度的长效运行,应及时建设重大传染病分级诊疗体系、完善行政工作过渡以及精细化医疗服务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疫情防控风险交流制度的检视与重构

作为疫情防控风险化解的一种方式，风险交流在应对疫情防控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异化及决策难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形成了一定特色的风险交流经验和做法。当然，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仍然存在部分法律缺陷、风险交流碎片化、风险交流权利不对称、新媒体过度交流异化风险信息以及缺失相应配套机制等问题。因此，可以在借鉴国外有关风险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从修缮法律法规、完善主体队伍能力建设、平衡各主体权利义务、 完善疫情防控风险交流实施程序、优化救济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     

传染病疫情社会防控系统建设浅议

当前，各种新发与再现传染病不断出现，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公共性是疫情问题的内在本质特性，医学防治和社会防控是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但由于新发传染病大多是病毒引起的，仅仅依靠医学防治难以阻止其发生和扩散，所以需要社会防控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疫情的社会防控能力存在不足。因此，建议推进社会防控系统的建设，以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更好地应对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理解与适用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依法从严从快惩治可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司法机关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应严格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界限,应准确理解和把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要准确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范围、行为及因果关系,并处理好法条竞合和牵连数罪等问题,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原则,避免法律政策把握粗放化、简单化。     

试论防控SARS与我国传染病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防控SARS的过程中,传染病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存在一定问题,暴露出现行法律的不完善之处。通过对现有相关法律的全面分析,明确了防控SARS的法律要求;在阐述相关法律新完善的内容的同时,提出了通过此次SARS疫情的流行过程,仍需要完善现行法治的建议。     

传播性病罪法益研究——实然与应然之间

传播性病罪的实质理当定位于对他人身体健康或公共卫生的侵害,但现行法设立本罪所意欲保护的法益却是社会风化,国民之身体健康权利仅仅居于"随意客体"的尴尬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性病、艾滋病的防治,不利于对国民健康这一重大法益的保护。所以,调整我国现行法关于传播性病罪之保护法益,是有效维护公共卫生、保障国民健康的必然:一方面,性病、艾滋病相对于其他传染病而言,具有流行病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特殊性,单独立法利于对这类特殊传染病的防治;另一方面,根据疾病在性质上的严重程度分设结果犯和危险犯,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定刑,利于合理划定犯罪圈以及实现罪刑均衡。     

职业病防治的法理透视

目前，我国职业病发病人数较多，不能不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学者们多半是从医学角度去思考职业病防治。文章从职业病防治的法哲学基础、宪政人权基础的角度，剖析了职业病防治的法理问题，指出了“人是目的”的理念应成为职业病防治中法律权利、义务配置的指导思想。同时认为完善法定人权、促进实有人权是职业病防治取得成功的关键。     

江苏省核医学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暴发已成为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被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核医学科作为多个临床科室的“桥梁”,在实验室检查、临床影像检查及核素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是科学防控的关键部门。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现根据核医学学科特点和性质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和传播特点,制定江苏省核医学科防控意见和建议。     

风险、预算、信息与有效预防--传染病预防的经济学分析

对传染病的经济学分析才刚刚开始,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艾滋病、天花等疾病的分析上,给出了传染病防治的一些基本模型.但这些分析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我们从传染病的个人预防出发,分别讨论了风险、预算、信息三个因素对个人预防行为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上述约束的个人预防无法实现传染病的有效预防,需要政府等外力的介入以突破个人预防困境.     

空间碎片减控国际法律规则研究

空间碎片减控法律机制,主要是围绕空间碎片减少及危害控制而形成的责权组织机制、约束许可机制、预警防控机制、资源保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对照现有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指导文件,责权组织机制虽初步构建,但对国家在空间碎片减控方面的责任尚未具体化和细化;约束许可机制尚属空白,尤其是未能明确各国政府应在航天器发射前开展空间碎片减控的评估许可;预警防控机制初成体系,已有较为具体而明确的规则体系;资源保障机制尚未明确,但应主要依靠各国国内法规范;责任追究机制过于原则,尤其是对过错责任的界定缺乏清晰的标准。后续的国际规则制订工作应针对上述情况,进行有序的完善。     

油田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探析

油田企业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企业的风险管理,其归宿是法律风险管理。这种风险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顽疾,对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企业应当正视和重视对法律风险的有效防控,为自身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我国油田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由于起步较晚,国际化程度不高,要构建现代化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必须使这一体系具备风险识别的系统化、风险分析的定量化、风险控制的全面化和体系运行的持续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疫病防控工作开始走上国家化的道路,各级政府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传媒动员、参与动员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形式的运用,促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疫病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疾病防控的国家化和制度化、宣传路径的多样化和运动形式的政治化以及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广泛开展的群众运动是有效控制疫病流行的根本保证。即如王小军在其书中所揭示:政治决定着疫病防治的效果。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