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贸易到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演进及其因应对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合作正从贸易自由化向可持续发展演进,可持续发展合作已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法律实践。这是中国与东盟从共同利益出发,合理解决各国的发展差距和区域的环境资源问题,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法律博弈结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演进,中国与东盟应当保持和加强建设双方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机制,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法制化,实施中国与东盟环保合作战略。     

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几个问题

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是区域经济集团发展的必然趋势 ,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 ,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相比于其他区域金融合作 ,仅仅处于初步的合作阶段。本文主要阐述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背景、现状、存在问题与路径选择     

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地缘战略思考

东南亚地区是影响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具有区域合作、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地缘战略考虑.冷战后,中国制定了睦邻友好的地缘政策,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展开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在双方之间传统安全问题基本得到控制或解决的情况下,加大了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合作的力度,与东盟营建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机制,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东盟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选择。东盟与中国地域相连,在历史文化上又有特殊的渊源,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加强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构筑一个和谐稳定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但东盟组织本身内部的脆弱性、双方经济互补性不足以及东盟对中国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对双方的战略合作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中国要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加强经济上的合作与协调、政治上的沟通与互信,消除阻碍深化战略合作的阻碍因素,以确保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     

影响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从文学、艺术、语言、教育、旅游、影视等方面论述了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潜力,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华人华侨问题、南海问题、华文教育及华文报刊业在东南亚各国的曲折发展等是影响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不利因素,探讨了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对彼此之间经济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对策。     

投资政策对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研究

中国与东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优势的不同,增加了中国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机会,从而提升了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但从中国与东盟的投资结构来看,两地在投资的产业结构、国别分布、投资主体、投资占比等方面还存在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如何完善和健全中国与东盟的投资政策,优化两地间的投资结构,使双方都获取长期的投资收益,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是两地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试析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

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以来,双边关系不断深化,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合作、互利、共赢。但是近几年,南海问题的加速升温、台湾当局的"南向政策"及其影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中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中国威胁论"加剧了东盟国家复杂的心态等问题与矛盾影响着中国与东盟的团结与合作。重视并采取适当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利于巩固并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探究

近年来不断开展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促进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还存在着东盟各国职业教育体系不同和发展不均衡;合作主体地域性、合作主体间的沟通协调渠道不畅;合作的协议约定略显粗泛等问题,应通过制定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针对东盟各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制定不同的合作方式、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建立畅通的协调机制、推广成功的合作模式等途径,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     

后自贸区时代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困境与转型

农业合作对中国-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目前中国-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存在贸易对象和农产品种类集中,初级产品比重高而加工品比重低的非均衡发展等问题。后自贸区时代,中国-东盟农业合作开始面临"关税削减"等制度红利消耗殆尽,后续制度供给不足诱致非关税壁垒高企的合作困境。在当前农业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东盟各国在农业科研、实用技术等方面各有所长,因此基于比较优势的农业技术合作是后自贸区时代中国-东盟实现合作困境突围的有效制度安排。     

论环境安全合作对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推动作用

冷战结束后,东盟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因跨国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矛质与争端逐渐浮出,环境安全成为地区安全中一个日益重要和活跃的组成部分,环境安全的区城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东盟国家针对区城内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展开了多年的环境安全合作,而环境安全合作的深远意义在于能在长远利益的实现中形成合作的凝聚力,促进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我国军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宏观分析

我国军事环境保护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军事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基本成型，军事环境保护管理机制良性运行，军事环境保护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军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日渐成熟。但由于起步较晚，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军事环境保护理念有待加强，军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军事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制度尚不完善，军事环境保护法律救济制度仍未建立。     

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法制转型

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人民群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环境保护工作应该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模式正在形成.新的环境管理模式更重视公众的切身感受及其环境权益的实现,其管制目标理念、法律义务和责任设定、管制措施等与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管理模式有明显的不同.管理模式的改变对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都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应当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进行环境法制转型,在立法目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回应.     

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源于国际环境法,该原则构成国际合作、构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履行国际环境法的能力,以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基础。中国国内环境法应吸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机制,以解决中国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论环境道德法律化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实现途径

环境道德法律化,是当前解决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客观需要。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错误的环境道德观,使得人类与环境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面对着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有必要将一定的环境道德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约束力的环境法律,通过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道德观,赋予自然体法律主体地位,以及加快国际合作的步伐,力求实现环境道德法律化,使得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更高层次的环境道德内容,实现环境立法的理论成熟规范,从而促使人类道德关怀对象从人类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理念趋同、法益契合与规范衔接:环境法典与刑法典的协调适用

风险社会中环境污染风险日益严峻,环境法需要在既有规范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法典化整合,同时也需要刑法典进行保障和配合。环境法典和刑法典在配合适用上陷入困境,是因为两者在立法理念、保护法益上存在差别,并演化成规范衔接上的龃龉。当下刑法典遵从积极刑法观的价值指引,本质上和环境法典适用范围扩张的现实需求相吻合,所以在趋同的扩张理念下以积极立法来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威胁并进行前置性预防。在保护法益层面,环境法典围绕生态法益展开,而刑法典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两者在生态法益上取得共识,并基于生态法益强化法律解释层面的联系。伴随环境法典的体系化发展,环境犯罪作为法定犯,应该强化行政从属性特征,将犯罪构成和量刑要素转移到环境法典中,采用行政刑法的模式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人本性,并利用系统化的环境法典提供实质出罪路径。     

生态文明语境下生物多样性法治的完善策略

生物多样性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中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存在“主流化”规范缺失、对生物安全保障回应不足等问题。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应基于生态发展观、生态协同观和生态合作观,实现多元价值协调,遵循整体主义的生物多样性法治路径,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为此,应充分利用环境法法典化的契机,推进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化;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健全和完善关键制度;健全协调机制,完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     

北极海域法律地位争端及其解决

关于北美大陆北部毗邻的北极海域法律地位,加拿大与美国等国家各执一辞。前者主要依据其对“直线基线”和“历史性所有权”的理解。后者认为,不应依据过去的气候、地理、水文等状况来判断,全球气候的变暖,冰层的变薄或者消失,将使北极海域冰层的法律地位发生质的改变。北美大陆北部毗邻的北极海域法律地位争端如何解决？“北极南极化”的观点不可行,化解现有北极条约之间的冲突是解决北极海域法律地位争端的前置问题。北极区域的环境保护应提升到国际合作的程度,敦促各国就北极海域环境保护达成协议;各国在北极海域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十分必要;我国应积极参与北极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