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论刑法谦抑性的界定与实践

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精神,是刑法两大机能相互制衡的结果。本文试图给刑法谦抑性做简要的内涵界定,通过动态的立法、司法、行刑过程中刑法谦抑性的体现,来阐明其对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以期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建设。     

浅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刑事法治的重要理念之一,对规范刑事法治、防止刑罚权滥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当秉承“严而不厉”思想.刑罚的谦抑性要求有限度的适用刑罚,并且应避免过于苛厉的刑罚.民事纠纷的刑事化现象,扩大了刑罚的适用范围,加重了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不符合刑罚的谦抑性要求.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刑法改革论纲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对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要在刑法领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遵循科学、协调、谦抑和人道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要合理划定犯罪圈,坚持无罪推定原则,贯彻刑罚轻缓化理念,注重行为人刑法的现实价值,注重司法效果的积极反馈。在刑事立法中要重新构筑立法体例,调整具体法条设置,顺应人本主义潮流,改革我国刑罚体系和行刑机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善环境刑法的罪刑设置。     

网络涉罪行为刑法规制论要——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危害网络安全的涉罪行为游离于刑法之外,使得恪守稳定与谦抑的刑法规范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刑罚措施以及立法理念等方面脱轨于当前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的“双层社会”.因此,立法应通过扩充罪名方式避免刑法真空,严密刑事法网;加大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人追究,进一步完善刑罚梯度;更新刑法理念,通过实质解释寻求“一揽子”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途径,最终实现刑法规范的与时俱进.     

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研究

从1997年《刑法》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有关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规定逐渐增多,成为我国刑事立法中一个独特的立法例。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人身危险性说、人格责任说、量变质变说和社会危害性说,其中,社会危害性说较为合理。作为一种刑事立法现象,在我国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正逐渐成为一种固化的立法模式,但学者对其正当性、合理性等仍有质疑,而此种立法仍应按照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要求,严格遵循谦抑性原则、经济性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协调性原则。     

社区矫正与刑法价值实现

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实现三大价值目标离不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社区矫正的发展与演变伴随着刑法价值理念的转换。现代刑法价值对于社区矫正的催生作用,和社区矫正运行对于刑法价值实现的推动作用,是认识两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刑法价值视角下,我国应着力处理好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功能与恢复性功能的关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和制度设计引导社区矫正走向。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检视与反思——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为论域

"预备行为实行化"是立法机关把刑事处罚视线前移而体现预防范式的一种活性立法,它通过提前保护法益、设立抽象危险犯、弱化因果关系以及强调行为无价值等整体融贯、功能耦合的前沿理论获得正当性支撑。我国已在刑法分则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加以对待,从而实现对该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该立法对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确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或将面临犯罪圈扩张与刑法谦抑性、应罚性与需罚性、安全与自由等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因此,司法机关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遵循比例原则,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对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适用尽可能进行限缩解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论刑法的谦抑性

在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从本质上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符合刑法谦抑的价值追求,因此深入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对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犯罪化理论根据的抉择与范围界限

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疑难问题层出不穷,执意追求刑法体系的"外在善"难免会使立法活动频繁。特别是中国1997年新刑法出台以来,在近20年时间通过了一部单行刑法以及9部刑法修正案对其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在刑事立法中贯彻"法益侵害"这一基本立法原则,对基于特定时期立法技术的不完善而形成的不合时宜的立法规定应及时予以非犯罪化,如此将有利于中国刑事立法技术的提升与刑法结构的完善。     

刑事管辖权含义辨析

刑事管辖权应当再划分出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是与刑事立法管辖权相同的概念,属于刑事管辖权的下位概念。目前我国论著中使用的刑事管辖权,有时实际指的是刑事立法管辖权(即刑法空间效力范围),有时实际指的是刑事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管辖权是国际刑事立法规定的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它是国内刑法确立对国际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的依据。     

简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的五个“关键”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五次用到“关键”一词来阐释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方向、基础、内涵与保证,勾勒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施工路线图”。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关键的方向是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先行,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立足于人民的利益;依法治国能否做到关键在于依法执政;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功推进在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近亲属拒绝作证问题浅析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部分近亲属免予强制出庭作证的权利,但是对于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却没有规定。近亲属拒绝作证权不仅具有＂亲亲相隐＂历史传统的文化支撑,而且为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普遍规定;不仅有利于家庭伦理关系的维护,更有利于彰显＂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因此,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现行立法规定及域外立法经验,科学地构建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对构建“轻罪”之法的省思

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总体来说利大于弊,模糊性是刑法的基本属性,"模糊"并不是由于刑法中的定量要素所致。定量要素的主要功能在于将没有达到"量"的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出罪化。而通过取消刑法中的定量要素,构建"轻罪"之法,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并非是一种最合理、科学和经济的途径,在我国目前的法治背景下,只能带来实质的不明确以及司法的混乱和民众的茫然与不安。其与明确性原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以法治国精神所追求的价值意蕴相悖。     

WTO与"后立法时代" 的中国立法

本文阐述并分析了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指出 WTO时代的中国立法应当走出“挑战——回应”的立法旧模式 ,向“回应——创新”的变法新模式变迁 ,以“变法”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及制度变迁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可持续性的立法推动力     

熵理思维视角下的科学立法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选择,科学立法是法治进程的基础.法律的重要作用在于降低系统不确定性,提高社会有序性.熵是描述、分析和计算系统有序程度的重要而成熟的概念,已在多个学科得到成功应用.在此思维指导下考量中国立法现状,提出四点科学立法建议:简化立法层次,明确立法权限;设立立法配额,推进职业立法;立、改、废、释并举及其常态化;借鉴工程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技术,如测试覆盖性分析、风险分析和熵值计算法,形成跨学科的方法.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在网络背景下入罪化的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在传统的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中,处于争议地带。尽管在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盗窃"多有立法例,但是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对此加以回避。而网络日益普遍的现实,以及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的高发态势,导致将网络空间中危害巨大的"非法使用网络资源"的"使用盗窃"行为,加以入罪化,已经迫在眉睫。     

论法科学生“四个自信”的培养 — —基于刑法学课程思政的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刑法学教学必须将“四个自信”深植学生内心，其中，道路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是刑事法治的人间正道；理论自信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刑法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制度自信为“管用”是我国刑法的 底气；文化自信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在现行刑法中的再现是文化自信的源泉。教师应当不断挖掘、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课 堂教学中，在法条文义解释、立法目的阐释、刑法史追溯、案例讨论等各个环节，以各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将“课 程思政”的要求落实落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