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化是"可能"和"必要"的吗?——与常建军先生商榷

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效率低下的严峻现实,常建军撰文提出,道德法律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完全义务的存在,道德与法律在核心内容上并不一致,道德法律化在逻辑上不够周延；道德共识不等于道德标准一元化,道德多元与道德共识可以、而且应该共存,道德法律化缺乏现实基础；道德强制与法律强制具有本质差异,道德法律化是非道德、不道德和危险的；解决道德知行断裂问题,增强道德教育效果,不应诉诸道德法律化,而应立足于道德情感的培养,建立“情感性道德教育范式”。     

论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充分实施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道德的发展 ,这使得道德的法律化成为可能。但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 :从范围上看 ,有些社会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法律只起辅助作用 ,甚至不能适用法律 ;从功能上看 ,法律直接规范人的行为 ,但对人的思想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 ;从道德发展的角度看 ,法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保障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且对法律的过度依赖还会导致道德的弱化。因此 ,我们在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同时 ,还应充分重视道德等其他调控手段的作用 ,避免法律对道德领域的过度介入。     

道德法律化的原理与实践探析

分析了道德法律化的含义,指出其应包括道德权利的法律化;着重阐述了道德法律化的依据,指出道德法律化既是基于法律渊源于道德这一事实,同时也根源于法律与道德的相异及共性,更是弥补成文法局限性的重要途径.最后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建议.     

略论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道德的法律化,是沟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中间桥梁,它使得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从事实层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与需要。同时,古今中外的无数次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也证明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然而,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度的道德法律化或是盲目的道德法律化及以德代法的做法无疑会给法制体系的完备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带来损害,因此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进行适当的限制。     

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思考

对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问题即权力道德法律化的多层次性、没有形成法律制度性的保障、泛道德化倾向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即法律制度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及对权力道德法律化进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释。     

论道德法律化的意义及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将道德上升为法律或曰道德法律化,可以说是我们党重视法律对道德保障作用的认识符合逻辑发展的结果。推行道德法律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法律化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浅论道德法律化的适用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法律制度。现借助古今中外道德法律化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思辨视角下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解析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问题,需要以思辨视角,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入手,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中,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合理的治国方略。     

论道德法律化的不可行性

道德法律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建设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文章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入手来论证道德法律化不应成为当代的有效立法模式.     

略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具有道德和法律建设的学理依据 ,体现了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要求。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必须以行政伦理道德的基本层次为基础。当前重点应加强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且治理难度也很大的腐败现象以及“准腐败”现象的行政道德法律约束。加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有效利用道德和法律两种资源 ,对于规范行政官员的行为 ,提高政府权威和形象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法律的完善和道德的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法律化的路径探析

道德法律化是中国法制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立法主张,道德法律化在应用过程中不能混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通过背景分析,道德法律化有着很高的可行性。在转型期这一尤为特殊的背景下,其实现路径应该立足现实,从更深刻的制度方面去寻求解决。     

论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的基本路径——以对传统的研究路径反思为中心

道德法律化限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价值。传统的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主要采取3种路径：原则论、道德层次论以及社会发展论。这些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立场,采用了片面的研究方法,产生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弊端。道德法律化限度的研究应该坚持“伦理中心论”的研究路径,即基于伦理学的研究立场,通过对道德法律化限度语境中的道德作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考察,分析不同部分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得出道德法律化应遵循的合理限度。     

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

关于德治，有三种重要的解释，也即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德治作为德教的问题在于:德治如何能成为与法治比肩的治国方略?在证成德治时，如何能够从关于道德功用的事实判断推出德治这一价值判断?如何证成道德建设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如何证成国家介入道德建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德治作为德政的问题是:德政已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似乎没有必要借助于德治的概念来推广，而且它无法很好地解释人们提出德治理念时心中已有的德治与法治的背景关系。德治作为道德法律化面临的挑战是:它可能会危及人们自由选择自己道德生活的权利，毁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扰乱人们的道德认知与评价，并使得法律必须满足的一些要件难以实现，影响法律规则的合理性。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与限度

道德法律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古代就通过"纳礼入律",使三纲五常成为了法律的指导原则,使"孝"、"忠"等道德规范成为了基本的法律规范.在西方民法典或商法典中,也把作为道德原则的诚实信用转化为最高的法律原则.这不仅表明二者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且也预设了二者的相互限定性.那么,为什么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道德法律化的呼吁特别强烈呢?     

法与道德——乡土中国社会控制的理论把握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论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及限度——以“常回家看看”入法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在调整范围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叠。在我国现阶段道德滑坡、约束能力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道德法律化作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入法便是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例证。然而无论道德或是法律的调整作用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法律化也有其局限性,"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境;需要在此基础上,界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并对提高"常回家看看"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出合理化的规制措施。     

中国古代法律的道德目标及其实现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是社会规范中两种较为重要的形式。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特色即为伦理性,它推行与实现的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目标。道德法律化是法律与道德有机联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试论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及道德功能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我国当代立法还是在西方国家立法中都有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仍然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价值,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只能依赖道德的调节,这些因素使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     

关于见危不救的刑法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见危不救涵义和表现形式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关于见危不救入刑的考证,新阐述了见危不救的涵义和表现形式.在我国把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需的.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而言,道德需要不断的法律化,而且道德的法律化是因时而变的;从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适度入刑有利于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同时,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也要求适度的法律化;另外,从"见危不救"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它也需要刑法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