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处理,我国采取的是立法化的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体系,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进一步加剧了立法分权模式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纵向分权的宪法学语境

宪法学界一般把纵向分权问题归结为国家结构的形式问题,并在这一语境下谈论这个问题.但在这个语境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宪政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实像",更无法进一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联邦"这个概念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宪法学的语境问题就是要拓宽法律移植的学理进路.     

立法体制的模式问题研究

立法体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决定一国立法体制的因素是该国的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由政体决定的各国横向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有立法机关优越、三机关平列制约、行政机关优越、立法机关至上等类型。由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各国纵向立法权限划分的模式有中央完全集权、地方完全分权、分权———集权、集权———分权等类型。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和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的。《立法法》在遵循 1 982年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框架不变的基础上 ,使我国立法体制在立法事项、授权立法和法律渊源等方面得到具体化、明晰化和定型化。其运行的总趋势将是 :横向立法权限将从行政机关向权力机关集中 ;纵向立法权限将从地方向中央集中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研究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国家税权的划分,不仅涉及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且涉及宪法对中央与地方两级国家机关的权力控制和对人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各国税权划分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高度集权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适度分权模式。参考世界各国宪法规定,借鉴世界各国宪政文明的普遍经验,完善我国的宪法税条款,明确税权力在中央与地方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能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国家权力纵向分配的内在推动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利益为核心的力量博弈推动着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配.宪法对力量博弈形成的平衡点加以确认,建构国家权力纵向分配的体制.世界各国的博奔过程不同,因此各国宪法确认的制度不同,如单一制、联邦制.重点讨论我国的现状并展望.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中国封建官僚机构膨胀成因简析

中国封建官僚机构膨胀的根源是高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表现为地方从属于中央,必然造成地方政府机构建置横向过密、纵向多级重叠;在中央政府体制上表现为分权基础上的专制,必然造成部门林立,各自为政;在人事制度上表现为政治恩赐与竞争并存,必然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论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与改革

建国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进一步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经济放权与政治放权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平等放权,健全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东南亚七国纵向权力结构比较研究

虽然单一制是东南亚七国纵向结构的主流,但是地方自治广泛存在于文莱以外的联邦制和单一制(地方分权型)国家中。地方不但拥有传统性专属事务的管辖权(联邦制)或固有权力(单一制),而且国家的集权和地方的分权只是互有彼此的程度问题。以此为借鉴,单一制的中国在法治化轨道上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应以推进地方民主化为基础,尊重地方的固有权力,向地方适度分权。同时,也应赋予地方以共治权,在国家层面允许其参与决定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决策。     

财政分权与垂直控制的困境及其超越——建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思考

由于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人事体制使地方政府处于一种独特的"自主"地位,并蜕变为具有自我特殊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只有恢复它们的公共性基础,地方政府才能克服这种"自主性",才能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述评

“五权宪法”论是孙中山在研究各国宪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所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宪法学说.“五权宪法”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权能区分、直接民权、五权分立、均权制度、地方自治、革命三阶段等六项内容.其中,权能区分是其基础,直接民权是其精髓,五权分立是其中心,均权制度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自治是其根本,革命三阶段是其实现的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五权宪法论建立在孙中山对人类聪明才力的区别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要造就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但孙中山将对万能政府的制约主要寄托于贤人政治上,这显然不足以防范权力的滥用.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民事执行:从部门分权到身份分权

部门分权是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而身份分权则是指在部门分权的基础上，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身份的人来行使，并且这两种身份的划分应当界限分明，有不可逾越性和相当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