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方式的必要转换：幸福理论突破的基础

“幸福是什么”是传统幸福研究中的理论原点,但是,以“幸福是什么”作为问题的起点,对幸福的研究而言,是有所欠缺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是运用现成论思维方式的结果,具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为了从“观念的世界”回到“生活世界”,有必要坚持生成论的哲学立场,实现幸福研究中言说方式的必要转换。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康德道义论的目的论审视

人们通常把幸福论 (功利论)称为目的论，把康德的道义论称为非目的论，由此把两 者的对立归结为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的对立。但是，尽管康德的狭义道义论的确不是幸福论意义上的感 性目的论，但毕竟是一种把理性本身直接当作最高目的来加以尊重的理性目的论。而在康德的广义道 义论即至善论中，幸福则作为一个从属于德行的目的而被康德容纳于至善这一总目的之中。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曾巩的创作观考论

曾巩的创作观主要体现在“作家的修养论”、“作品的风格论”、“文章的言辞论”和“文章的道法说”四个方面。这些言论具有曾巩独特的个人鲜明色彩，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其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日趋深化，由“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确立是对现代化建设所做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论争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指出了“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探讨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理论上的嬗递与发展，揭示了从“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单一经济基础论”再到“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系。     

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也论刑法规范的概念

刑法规范是刑法制度的“基本粒子”。其概念的理解是刑法学一般理论的关键。理论上对刑法规范的概念有行为规范论、社会规范论、罪刑规范论、刑罚规范包含论、二重规范论、三重规范论、多层次定义论诸多定义，应该说罪刑规范论比较科学合理。所谓刑法规范．是由立法机关制定，为人们在面对某些重大事项时应如何行动提供准则，为司法人员认定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指南的一种法律规范。     

浅析泰州学派王艮的“乐”说

乐(luo)是孔子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宋明儒学探讨的重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将乐与修养、天命、日常生活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论述,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乐的理解和体认,由此可见其修养方法、生活态度、道德境界以及泰州学派的个性特征。     

《高兴》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

2007年的小说《高兴》，从史学格局看，显示了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推进的可持续性。这一贾氏特有的书写方式，称其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有着这样四个层面的特质：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学意味；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诠释着作为作家的贾平凹是不断营造史学格局的鲜活的文学史者。     

试析《高兴》的写作艺术

《高兴》对人物语言的描写，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又饱含个性特征可谓既得体又巧妙，这就是《高兴》的写作艺术之一。此外，在对人物人生状态的刻画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揭示这两个方面，贾先生在轻松的笔调中为我们揭示了一系列沉重的社会现象。综上所述，《高兴》举重若轻的写作艺术得以体现。     

论赫费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及康德自律论之关系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     

论维吾尔古籍《福乐智慧》的性健康思想

为了探掘维吾尔古籍《福乐智慧》中蕴含的性健康思想,采用文献研究方法,以探讨维吾尔民族中世纪的健康思想与行为准则。结论认为《福乐智慧》主张“性繁衍”的民族发展思想,提倡“性节欲”的养生思想,强调“性理智”的调控思想。该书同时也是一部维吾尔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性健康启示意义的经典之作。     

《高兴》与《嘉莉妹妹》中狂欢广场比较分析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比较研究《高兴》与《嘉莉妹妹》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研究依据,结合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从狂欢广场以及广场语言等方面分别分析了《高兴》与《嘉莉妹妹》中城市的象征意义及其双重性,进而揭示了两部作品中相似的狂欢化特征。     

破译幸福的密码——评析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

人人渴求幸福,但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幸福百态,滋味自知＂。电视连续剧《老大的幸福》用小人物的人生、平凡的故事开掘人生的大道理,它很好地解答了社会转型期人们迫切关注而又不断追问的普遍问题：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

袁世硕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聊斋学专家 ,出版的《蒲松龄著述新考》、《蒲松龄评传》 (合著 )等专著和论文 ,在学术界反响强烈。这篇文章所谈《聊斋志异》早期抄本的作者 ,及其借以转抄的另一抄本 (已逸 )的作者 ,都是福建人。本刊特约请袁先生撰写此文 ,并希望借以搜集已逸原抄本的查找线索     

从快乐经济学看农民问题与建设和谐社会

农民在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国民的主体，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没有农民的快乐就没有整个国民的快乐，没有农村社会的和谐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财富不一定意味着快乐，经济增长率和社会整体快乐程度并不绝对成正比。切实解决“三农”问题，适当增加在失业、养老、病残救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公民教育，可以说是解决农民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试论《福乐智慧》的价值

哲理长诗《福乐智慧》有着语言文化、艺术、法律、天文学、伦理道德、文化人性论、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长诗中体现的法制观念 ,人权思想 ,重知识、讲实用的认知观 ,以“无常”为核心的发展观和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思想及治国纲领等 ,是其中的精髓 ,是应予以继承和发扬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