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村民自治和谐环境的构建

我国村民自治在经历一定时期发展之后,出现了很多困境,其中,农村社会控制环境不良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促进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创建良好的农村社会控制环境,并切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强化农民素质教育,为实现适度的农村社会控制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完善乡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实现乡政村治的和谐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逐步实现乡政村治的法制化;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切实提高村民自治的水平。     

积极自由视角下的乡政村治模式优化：一个分析框架

乡政村治模式的实施对于我国农村治理和基层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虽然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从柏林的自由论观点来看,当前我国乡政村治模式存在积极自由滥用的弊病,要积极构建和完善农村的政治参与框架及公共经济框架,优化乡政村治模式。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以协商民主视域审视“乡政村治”体制的现实运行可以发现,“乡政”与“村治”衔接互动不足、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村权”失控、社会协同乏力、群众参与不足和法治滞后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改革党的基层领导方式,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多方参与实质性推进和健全法治保障,就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进路.     

试论农地流转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促成了农村“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然而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在广大农村地区兴起并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呈现出参与主体扩大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新兴利益主体与原有“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的参与者既存在利益关联,又有利益冲突,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各自的角色期望和行为方式,基于农地流转的利益关系,将各利益主体置于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框架下,并探索治理的优化,是今后广大农村地区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     

乡政与村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兼论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的意义

乡政村治是当前我国农村最基本的治理架构。乡政与村治二元并存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制约着乡政村治的运作。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是实现乡政与村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权保护

保护农民环境权是环境正义的基本诉求。长期以来,我国囿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的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农村环境治理长期被边缘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保护农民环境权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认为应当以培养农民的环境权利意识为切入点,建构城乡一体的环境共同体,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环境权的法律地位,从制度上加强农民环境权的保护;在机制运行层面,充分发挥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作用,切实维护农民环境权;在司法层面,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保障农民环境权。     

农村基层政权及“三农”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三次高潮及特点，指出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论证了进一步扩大农民自治范围、改变目前“乡政村治”基层政权模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观点。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多元矛盾分析

目前，在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几大持续性的矛盾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矛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矛盾、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矛盾。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全国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从抗争到共建：环境抗争的演变逻辑

面对环境侵害，Ｊ 省 Ｎ 市高路社区农民的环境抗争经历了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再到社企共建的过程。 在抗争过程中，农民运用理性的抗争逻辑在与 Ｈ 钢的博弈过程中，体现了个体理性抗争（找 Ｈ 钢理论）— — —诉求得不到回应、污染加剧—群体抗争— — —经济补偿后矛盾暂缓— — —污染危机生存，抗争升级— — —社企共建的行动策略演变；同时，从 Ｈ 钢的回应策略中可以看出，作为企业，Ｈ 钢表现出了经济理性人的一面，在不涉及企业正常经济生产的阶段，对农民抗争视而不见；到农民群体抗战阶段，则采取与农民代表谈判的策略；再到与社区共同建设，发展农民能力，避免直接与农民发生冲突。 不同阶段，Ｈ 钢采取了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     

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建立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超越了人类与环境的那种对立的关系,而在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寻求精神上的愉快。环境伦理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抗争,对立是它的关键词,如何消除这种对立是它的职责;环境美学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统一,和谐是它的关键词,如何将这种和谐转化成精神享受是它的使命。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再论环境能力

环境即是整体生成性的自然。用“环境”概念表述人存在其中的整体性自然时,人为地赋予了它以静止、孤立、无生命特征,由此才形成“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等社会理念及行动方式。要改变这种人类中心论的环境观,就是发现环境能力,即作为整体性自然之环境本身具有自生和生它力量,前者即环境自生境能力,后者乃环境生产力。环境作为一种整体生产力,向地球生命世界释放其生产功能,就形成生物多样性繁荣;向人类社会释放其生产功能,就推动人种、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且,环境化育地球生命的力量是直接的,环境创化人类社会的力量是柔性的、间接的;仅此而论,环境能力就是环境软实力。     

环境正义刍论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的凸现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

在中国伦理型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美学与伦理学关系密切。但是时下的部分学者无形中却在环境问题上将美学与伦理学相割裂。在他们看来,环境美学关注的是美化问题,而环境伦理学关乎的是功用。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相关吗？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密切,不仅环境美的存在离不开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支持,而且环境伦理学的拓展也离不开环境审美而来的感性冲动。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必须联手。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建立联系意义重大：有助于克服传统美学中美善相分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环境审美伦理学的建立,实现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双向拓展。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汇通之处在于敬畏、同情与体验性参予。     

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应用

文章主要围绕环境绩效审计的动因和内容,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完善环境绩效审计的相关建议。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