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个体差异研究——基于1613个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1613个样本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总体上偏低,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外出务工时间和不同政府培训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存在极显著的个体差异,且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水平随之提高;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无显著的个体差异。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研究——基于河南省商丘地区样本的计量分析

以2006 年河南省商丘地区的840户农民家庭的调查样本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探讨农民务工收入的决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务工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地区类型和外出方式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年龄、接受劳动技能培训情况、外出从业经验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则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应大力发展针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并由政府部门及时向农民工发布用工供需信息。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民工返乡行为受到其人力资本异化的深刻影响。基于经典托达罗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相关变量,构建拓展的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陕西省526户农民工的样本数据,针对农民工未外出、在外务工未返乡和外出务工已返乡三种就业流动状态,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劳动力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利用分样本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返乡决策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返乡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年限长、具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更大;分样本回归模型分析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的此类返乡特征更加突出;另外,研究还发现女性明显偏向于做出不外出和返乡决策,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偏向于选择返乡。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择业就业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民工返乡就业环境。     

农民外出务工特征的交叉分析与思考——基于安徽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

利用外出务工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外出务工多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多样化,性别严重失衡,青年农民工占较高比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的;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体力型行业为主,但年龄和性别对从事的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有留在城市定居发展的意愿,特别是年轻者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应着力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性别失衡问题,做好青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其就业面,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外出务工农民融入城市。     

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对少数民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新疆南疆地区的调查

基于新疆南疆地区的调查数据,从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两个层面选取变量,利用Logit模型对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女性劳动力接受高中教育的转移就业几率比初中教育高9.03倍,接受小学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对其外出务工有负影响但显著性不明显;汉语能力、年龄对转移就业有显著影响,汉语水平高、年龄越小转移就业几率越高;婚姻、务工技能影响不显著;家庭支持具有显著影响,与家庭不支持的外出务工概率之比达到6.9倍;家庭收入低、居住地离城镇近的转移就业的几率较高。     

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技能、健康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培训、外出务工年限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要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迫切需要加强劳动法律建设和劳动监察,提高女性农民工的技能和健康水平。     

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内生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

基于宁波市552名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区间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对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每月汇款水平主要在1 000元以下;汇款额随年龄的增加呈"∩"型分布;高中及中专学历汇款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汇款额略多于中、东部。第二产业汇款水平略高于第一产业;合同工汇款最少;人口负担率越高,汇款水平越高。性别变量正向影响显著,男性的影响系数为137.896;户籍所在地负向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50.035、-266.891;就业领域正向影响显著,第二产业的影响系数为101.665;就业方式正向影响显著,自营的影响系数为262.255;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66.999和-50.502,负向影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总工作年限、人口负担系数影响不显著。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农民工分层分类及其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性研究

以1 980个农民工为样本,通过方差分析,从分层分类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目的、城市交际网络、流动模式、职业、收入水平等要素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具有影响,但务工年限及其差异对其城市融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民工城市融入政策措施的制订应该考虑农民工群体分层分类的现实,不能把农民工简单地作为一个同质性整体对待。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则是改善农民工生活与发展环境最核心的内容。基于湖北省6县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及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工作机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有重要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从提高学历、提升技能、增强耐受力、提高政策关注度和拓宽信息渠道等5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转变之路径探析

针对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转移就业以及怎样使农民工就业从流动性大、不稳定转变为稳定就业的难题,在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比较分析法,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之以定量分析,提出了包括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利,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提高农民工素质和技能等促使农民工从流动就业模式向稳定就业模式转变的思路。     

返乡农民工创业信贷额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如何确定影响农民工贷款金额大小的因素,并为农民工创业和再就业提供良好的信贷支持,是返乡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在努力促进创业和就业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定性分析了农民工信贷面临的严峻形势,并以贷款金额为被解释变量,选择解释变量构建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利用EViews 6.0软件分析并处理得到的数据,最终得到影响农民工信贷的因素。最后,对改善返乡农民工贷款金额大小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不仅对自身有利,更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素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制约其就业培训的因素,提出促进就业培训的若干建议,以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充分就业。     

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规模巨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城市里的住房问题日趋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问卷形式获取相关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南京市农民工廉租房需求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人口数、月平均收入、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主要结论：家庭人口数越多,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更强烈;农民工对廉租房的需求度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存在相反的关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建设是近年来学者对农民工问题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文章对“北上广深”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参保状况依然推进缓慢,且不同就业身份、单位性质,对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从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着手,促进他们更多地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转入首级劳动力市场,这样才能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进程,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     

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随机调查学生样本数据,选取一般多元Logit模型对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子女进城方式和进城上学目的,农民工子女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月收入、就业地区和职业,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教育条件、城里学校老师重视程度等,成为影响农民工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应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改善农民工职业流动,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爱和重视等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