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河南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与对策

从河南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两方面看,河南是贫困人口大省。因此,正确认识河南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特征,提出脱贫的思路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实事求是地整合扶贫资源,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步伐,制度改革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倾斜,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才能真正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经济,实现生态保护、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贵州农村贫困问题与反贫困的现实选择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贵州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从1986年贵州省就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目前贵州仍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如何应对新的形势,切实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步伐,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长远发展,是贵州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笔者分析了贵州农村贫困现状,及当前贵州农村扶贫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促进贵州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西部贫困地区妇女就业问题浅析

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生活的顽疾,扶贫政策则反映了政府对于贫困问题的分析和认识程度,并且直接影响扶贫的实践和成效。妇女的就业状况对西部贫困地区整体的就业状况有着重要影响。     

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思考——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内生发展动力弱,贫困人口占比高,脱贫难度大等问题。按照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条件、区位环境、自然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等综合因素交织形成的,在如何实现凉山精准扶贫的问题上,需要充分考虑其扶贫攻坚的特殊性和艰巨性,并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工作实践中聚焦问题,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提供建议对策。     

试论贫困地区的农地制度变迁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农业大国,消灭贫困是中国历代领导人追求的目标。在灭穷的路上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如何消灭占农村人口11%的贫困人口,使贫困地区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城乡统筹?关键是对曾取得成效的现行农地制度进行更切实际的变革,贫困地区的特殊环境决定了该地区应采取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农地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论决胜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

脱贫攻坚战进入深水区后,挑战与难度日益增加：一是预期维度,由于大规模扶贫下存在“逆向激励”难题,要做好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期望引导,并对激励机制进行优化设计,通过设计适度的帮扶制度,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经济维度,由于较难兼顾扶贫成本与扶贫效益,要减少扶贫资源浪费,提高扶贫资源供给质量和使用效率,防止扶贫机会成本大幅攀升。三是时间维度,由于短期脱贫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较难处理短期出效益与长期保公平、兼顾减贫速度和脱贫质量,要从注重减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转变,并形成脱贫内生动力。四是标准维度,由于扶持对象与非扶持对象之间界限模糊容易造成“悬崖效应”,要重视临界贫困并对帮扶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创新帮扶形式,以发展式、保障式扶持为主,资金扶持为辅;注重风险防控,将风险干预前置;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和集体经济发展时,照顾到边缘贫困人口。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阐释,并结合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实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

为准确分析建立脱贫长效机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精准扶贫战略决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分析,探讨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推进思路。基于脱贫攻坚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贫困人口存在自主脱贫意愿薄弱、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自主发展条件较差、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的激励性不足、部分贫困地区相关产业扶贫投入与产出比率未达到预期水平等,研究认为,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扶贫绩效激励机制和脱贫考核退出机制;已脱贫地区要分梯次、分阶段推进重点工作转移,扶贫政策和工作体系向常态化转型,保障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持续、高效推进,形成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概念和体系入手,结合四川省凉 山州调研情况构建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运行机制,通过分析其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因素,得出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能促进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结论。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和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在坚持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立足贫困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衔接原则,开发利用贫困地区优势资源,重点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态势和过程。研究认为,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基础,立足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基本前提,着力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追求,把准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体架构。在改革开放推进中逐步形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