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之德”思想探析

"德"原为"施与"之义。《老子》中"德"的基本涵义是指道的功能,表现为道在宇宙中的地位、力量和作用及实现其力量、作用的方式等。研究者通常将道的这一方面称为"道之德"或道之用。老子道之德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命题中,其形成以他在虚极静笃的玄鉴直觉中亲证、体悟的道体境状为形而上依据,以理性思维为认知方式。把握老子"道之德"思想是理解其哲学体系的关键环节。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坚守大学之道：建设“双一流”和落实“以本为本”的共同逻辑

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在于高深学问的传授。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大学之道的总纲领。坚守大学之道是建设"双一流"和落实以本为本的共同逻辑。"双一流"建设和落实"以本为本"需要在基本思路上将规律实现的现实条件作为遵循运用规律的立足点,将维护与发挥高等教育本体价值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并按照高等教育(大学)的系统性特征分析问题、研究对策;还需要在具体对策上以文化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积极构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改革完善服务于大学本体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校内外管理体制,以及体现立德树人价值与追求的教育考评机制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忠恕之道”与国际关系

“忠恕之道”的思想真谛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人际关系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忠恕之道”是“全球伦理”、“普世伦理”的重要准则。如果把“忠恕之道”作为国际关系伦理的准则,它将对促进世界各国“共存共赢”,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中国伟大复兴的平台,大有理念上的启迪意义。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有感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到:"为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意是说,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如同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众多的星辰拱卫它。     

璀璨星空与绚丽诗国:“为政以德”的天人象——《论语·为政》开篇释义

"为政以德"开宗明义指出了政治以实现正义为圭臬。政治的正义品质依据自然法则。"为政"卷开篇给出了两个自然,第一是"譬如"句作为明喻揭示的宇宙的自然,其运行依据"道";第二是第二章作为暗喻描述的社会的自然,其运行依据"德"。"道"与"德"都是正义的体现,然而"为政以德"却有两种情形,即第三章所展示的"德""礼"之治和"政""刑"之治。"德""礼"之治是"礼治","政""刑"之治是"法治",两者都是"德治"。"德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政治。     

敬畏之心是一种大德

正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一个政党靠它铁的纪律,形成战斗力;一个国家则靠它的法律约束每一个国民,形成有序的社会。除法纪之外,还有道德规范一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党纪国法是做人的"硬件",道德则是做人的"软件"。因此,你想做一个好官,必须要有敬畏之心,敬畏为官之道的尊严;     

为政之德贵常修

古讲云：“其身不止,为政无德,而能治国者,无之”。为政以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为政理念．也是我国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     

试说《老子》之“道”及其中含蕴的历史观

关于《老子》的道,应从矛盾中来分析其思维理路的历史展现亦即其历史性。"道"有不可"道"之常道与可"道"之非常道之分,"名"亦有不可"名"之常名与可"名"之非常名之别。正负之间恰好形成矛盾。黑格尔说《老子》之道以"无"或"虚空"为最高本质。若果真如此,那么老子的哲学就真的像他所说"停在初级的阶段"了。《老子》全书重在说"道",而"道"的丰富、发展与致用必须从抽象进入具体;而进入具体之路,首先是由道而理,进而是象与数。要专就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讨论,那么,"道"从抽象进入具体的途径之第一步,就是由"道"而"德"。"道"经由"德"而在人类社会中显示了具体功能与作用。"德"正如同其来源"道"那样,其自身中也包含了内在的矛盾。综观《老子》由"道"而"德"而"仁"而"义"而"礼"的论证,可以看出那就是一个矛盾在以上诸层次上不断展开、演进的过程,这也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进程。每个后一阶段皆为前一阶段矛盾的必然结果。因此,这样的展开演进的过程就不能不具有其必然性。《老子》从"道"与"德"的内在矛盾看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这在古代中国以及古代世界哲学史上都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责任政治逻辑

“政党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政治话语与基本方位。在这个意义上,借助责任政治“观念—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从思想力、组织力、执行力三个方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锚定责任、履行责任。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责任观念,体现出执政党强大的思想力。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强化自身组织的同时延续“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传统,夯实着“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基础,是实现有效组织动员的根本保障。第三,“满足人民期待”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刻回应人民群众的行动原则,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枢纽。在观念、结构、行动三者协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有效地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进程。     

“制衡”学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审视

＂分权＂与＂制衡＂在整个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理论体系架构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担当,＂制衡＂才是这一思想的目标指向与最终诉求所在。以对分权与制衡原则这一新的解读为逻辑起点,通过厘清＂制衡＂学说的历史脉络,并经过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现实审视,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将不无裨益。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历史明鉴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新形势下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党深刻总结55年来执政经验的结果,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成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在新形势下实现时代赋予党的三大历史任务需要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的步伐明显加快,一个建立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以政治参与的深化、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合作与共治等为显著特点的参与型、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已经显露雏形,并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而走向成熟,这为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论中庸真谛及其构建和谐社会之价值

中和之道是天下根本之道、天下人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常用的中和之道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之道。以中和之道修养自己就是中庸。中庸思想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作出了辉煌的贡献。清末,列强入侵,绝不是中国文化弱于西方,而是统治者、统治制度不能真正充分施展中国人的智慧、能力所致。新的历史时期,中庸思想一定能够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作出独特的贡献。     

公推公选: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创新——以宿迁、昆明公共治理中人事制度改革为例

公推公选作为一项可操作性极强的人事制度改革,促进了人才选拔的规范化和人事行政的科学化,是中国人事选拔和管理机制的重要创新。公推公选事实上是一个包含有任前公示、任中审计、勤廉公示等丰富内容的制度组合。公推公选在地方政府公共治理中的推行,不仅在行政学意义上使"党管干部"的原则制度化,形成了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新机制,而且在政治学意义上,宣示了公权力的公共性质,推动了民主、法治的进步。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诉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治理天然地包含着民主,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法治的完善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最终实现制度正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正义与否,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要义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廉政文化＂的科学概念,是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相碰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文化相交汇的时代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大变革。分析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走向,全面把握廉政文化的建设规律和有效图式,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