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昭示了从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正当性,其传人中国后对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直接以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为旗帜,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回应了卢梭关于合理社会秩序的所谓“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大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和反国内政治专制的背景下,卢梭构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思想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作用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而产生持续影响.     

卢梭社会契约视阈下的现代政治合法性探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书涉及政治学的诸多领域,其中关于“公意”的阐释,与现代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我国在新时期解决政治合法性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述评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自由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洛克的"同意"原则、卢梭的"公意"学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体现了深深的规范性传统。     

从柏拉图到卢梭：早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从古希腊到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政治合法性思想的产生阶段.政治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阐发了政治合法性理论:柏拉图"正义"论、阿奎那"神授"论、霍布斯"主权"论、洛克"契约"论和卢梭"公意"论等.这些合法性理论有相同的基本的主线,这就是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如何看待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初探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从这一特定历史时空出发,对新时期我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思考,从历史、经济、民主、法治、道德五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并提出了判断政治合法性的标准,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有力地维护了我国政治的合法性,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哈贝马斯正义理论的诠释学解读——兼论正义与合法性问题

哈贝马斯形式正义理论一直是学者争议的话题。就该范畴是否严格符合政治哲学的定位、它与合法性理论的关系等问题,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理解。通过分析文本可知,哈贝马斯早期借鉴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并加入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建立起了极有创造力的"批判诠释学"。以之为方法论,他进一步构造出"商谈民主"理论,形成探讨实质正义问题"理想的言语环境"。这种语境下的"正义",既有罗尔斯所谓"程序正义"特质,又与"合法性"概念根本一致,表现出现代政治哲学"正义"思想新思维。     

政治合法性与可行性的探求——考察卢梭政治自由观的一种进路

卢梭通过对自然自由、契约自由的论证 ,表明了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和基础在于个人自由权利的维护 ;通过对道德自由、道德风尚、广场集会等一系列环节的强调 ,明确了社会认同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这种对政治合法性与可行性 ,亦即个人权利与社会认同两大领域的全面把握 ,使得卢梭政治哲学呈现出激进与保守、理智与情感、自由与专断等迷离多变的色彩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明成祖朱棣——一个范本的解读

政治合法性危机是贯穿明成祖朱棣一生政治生涯的主线.本文以政治合法性为考察视角,研究了朱棣获得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过程,揭示了政治合法性问题对朱棣政治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对传统政治体制和政治哲学提出一些新见解.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合法性危机与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

二战后出现的东亚国家权威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包括"负面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国际因素等.但是这些合法性是比较脆弱的,在权威主义统治的后期,由于"负面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弱化、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合法性危机逐渐显现并且日益严重,从而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契机.因此,合法性危机在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一考察有助于扩展对于政治合法性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增进对权威主义政体政治转型原因和特点的认识.     

《执政与善政》评述

自古以来的执政者们一直都关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政党政治出现以前,在中国和西方,以董仲舒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学者都将"君权神授"作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到了近代社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第一次系统研究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他将"公意"即反映和实现公民的普遍利益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马克斯·韦伯在其"权威理论"中推崇的"合理合法性"权威模式则为当代政党寻求政治合法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证明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探索其存在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人的需要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合法性,社会的需要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合法性,科学性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合法性。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法性的证明,可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民间组织合法性标准探析

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有不同的分类,其中主要体现在对"合法性"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的理解方面,对民间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民间组织合法性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标准--宗旨不违法性、活动不违法性和组织合法性.该标准体系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其为民间组织和相关主管机构提供了衡量标准,也为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理...     

有关合法性概念及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是维持一个政治体系长期存在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国外 ,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存在争议 ;在中国古代则表现为几个不同的层次 ,其君主合法性的取得与维持也有其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因素 ,而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思想评析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斯·韦伯第一次对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使之成为经典理论。韦伯合法性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者如何统治,而不是统治者为何统治。权威与服从,是一种政治现实,而非价值判断。合法性基础可分为三种：对传统的遵从、对超凡魅力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唯有法理型统治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韦伯的合法性理论极富开创性,但抽去了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反思内核,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工具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