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环境污染的类型及对策

环境质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权。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类型有农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产生的污染、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生产方式产生的污染等,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政府应引导环境保护,企业要在生产实践中保护环境,个人则要将保护环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多方共同努力,共建宜居的优美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环境问题及对策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亟待解决。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当前农村地区土壤、水体和大气污染现状,认为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4个方面,提出了整治农村环境污染、改善农村环境的对策: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提高农民环境保护及维权意识,加快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于我国《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立法构想

《土壤环境保护法》应当侧重污染治理,兼顾预防,预防重心是农业造成的农用地污染,并授权环保部制定管制的污染物名录,目录不含放射性物质。应当规定土壤环境保护规划、调查、标准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检测报告制度。政府应该指导和引导农民应对农用地污染。农用地以外的土壤污染的责任方应承担清理和整治责任,否则由政府负责。清理、整治目标应当考虑包括土地未来用途在内的多种因素。     

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保障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虽然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靠中央文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巩固现有整治的胜利成果并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却离不开法治保障。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充分、权责界定不清晰、法治意识不觉醒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走向法治化轨道,需要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立法,运用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制定农村人居环境单行法律;明确政府的职责,建立乡镇政府直接责任、县级政府主体责任和省级以上政府领导责任的职责体系;强化村民的义务,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并自觉守法;增强法治思维,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主体法治意识;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从权力约束权力的角度完善环境监察和问责制度,从权利制约权力的角度完善大众参与监督机制。     

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产业和污染排放行业梯度转移使农村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环境资产属性及其区域性公共产品特性视角,还是从农村居民要素剩余索取权和请求权视阈,农村居民都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当前农村居民不仅环保参与度和环保参与层次低,而且面对复杂的环境污染案件,环境维权能力弱,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处于双重弱势地位。要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应搞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环保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推进政府治理方式转变,赋予公民环境自主权,大力推行"征补共治",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农村居民的社区角色。     

商丘农区环境污染及治理的思考

河南省商丘属于典型的黄淮平原农区,随着国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环境污染也开始显现。目前污染来源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乡镇企业和养殖业等方面,污染具有分散性、隐蔽性和渐进性的特征,治理难度较大,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必须从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制度政策、采取得力措施等多方着手,进行综合整治。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认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农村环境立法,健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政策;大力发展循环型农业,减少农业生产污染;全面深入实施中央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减轻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污染;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突出环境保护规划和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认知差异及其行动约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意义重大，但实践中经常能看到“干部干，村民看”或“干部忙，村民怨”的现象。农村人居环境构成的是村民日常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他们自由而有序地布局空间环境，注重循环利用和物尽其用，而地方政府则将其视为“整治对象”,强调标准化改造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简单植入，两者对“何为农村人居环境”与“如何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和互动冲突。隐性的认知表现出的是显性的行动，主体行动背后更是深受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特点以及新时期“政、纪驱动”的政绩考核机制的约制。地方政府需要在政策转换与实施方面深度匹配农村社会结构特点和村民生活习惯，进而在实践层面探索出一条能够将“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行动路径。     

农村环境保护中政府责任的“5R”路径构建

随着农村城镇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城镇化建设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农村环保意识薄弱,环保设施不足,环保执法不到位,法律监督和惩罚力度不够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的生活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发挥政府职能改善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是当下关注的问题。通过分析农村环境保护政府责任追究现状后参考企业管理的的5R模式,应用到农村环境保护中,将政府的责任机制用企业管理的5R模式进行规划,从制度的建立、执行、考核、量化、到最后的改良和实践,完善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实现农村环境保护的飞跃发展。     

当前农村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特点如下: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等,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     

基于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户演化博弈模型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PPP模式：乡村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的新选择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PPP模式的引入为乡村环境整治提供了新途径。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对不同场景下乡村环境治理的三方（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村民）共生条件进行探索，并结合现实案例检验基本结论，结果发现：PPP模式高度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有效监管对达成多方共生非常关键；政府的有效监管、社会资本守约的交易成本和村民在环保治理过程中受益是三方共生的基础，而设计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减少政府失职和资本方的违约动机，博弈结果将趋于三方共生。同时发现，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守约和村民参与恒不成立；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取决于参与的净收益，与受到的政府奖励无关。由此，可以通过改革乡村治理方式、加强政府有效监管、采取第三方定价和构建风险补偿机制、以村民受益为核心加快乡村组织建设、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措施，不断推进乡村环境的治理。     

空气污染报道能否促进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发挥媒体监督和治理功能,防范污染和促进污染整治是环境治理体系中必不可缺的环节。尤其是在城市空气重污染期间,媒体监督能否有效促进地方政府落实应急管理措施、减轻重污染程度,是关乎大众健康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城市空气重污染期间报纸关于空气污染的报道显著增加,空气污染报道显著促进了后续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而且本地报纸空气污染报道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同时,空气污染报道的作用效果还取决于媒体本身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及城市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监督机制。因此,环保部门应重视协调各级各地新闻媒体机构,使其在环境领域发挥治理和监督作用。     

政府与农资生产企业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对政府和农资生产企业进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并求得其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基于此,提出降低农资生产企业治污的成本和政府检查的成本,加重对违规排污农资生产企业行贿、对政府部门滥用职权的罚款,将会利于农资生产企业的治污,提高政府检查的频率,降低农资生产企业的行贿、政府滥用职权的概率。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     

环境污染税的博弈论分析

征收环境污染税是为治理环境污染而筹集资金,利用税收杠杆来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通过构建企业进入博弈模型和政府税率与企业产量博弈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导出政府、企业双方局中人在开征环境污染税后所达到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可分析我国开征环境污染税的可行性以及所能达到的效果,从而为环境污染税的开征提供理论依据。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