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论纲

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应当与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状况共契产生。少数民族公民参与实体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定和确认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义务和责任。实体法语境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参与义务和参与责任的静止结构及参与权实现的动态特征具有自身的伦理色彩。在宪法同一性之下,保持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的类群特点,体现了多民族后发展地区权利保障的进步。     

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与政治防卫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含盖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核心，也是基本人权。公民运用这些权利，不但经由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来表达民意，行使人民权力；而且要能以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身份，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从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论公民的预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民的预算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与方式参与预算事务的权利。确立并保障公民预算参与权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公民参政议政,促进预算公平,实现人民主权,而且可以有效启动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民主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公民预算参与权的保障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参与途径缺失,救济渠道不畅。因而公民预算参与权在我国的实现,不仅需要健全相关立法,而且需要完善参与途径,疏通救济渠道。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权是公民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种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权于一体的复合性的权利。而要确认并保障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实现,可以从人民主权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与“治理”理论上寻求充分的学理支持。同时,推动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权法律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公众参与决策启动机制的修正和参与意见听取机制的跟进来保障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从奥巴马当选看网络环境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奥巴马被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网络总统”，其竞选之路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社会特征。网络环境的发展为公民实现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开辟了新的路径。奥巴马当选，是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以后网络环境对民主制度产生深远影响的典型范例。网络环境天生具有公共领域的特点。网络环境下的民主是去权威化、多元性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广泛参与的直接民主。在网络环境下，私方与公方的对话途径更加畅通，实现了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信息互动，提升了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程度。     

网络政治视野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网络技术引领下的网络政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客体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真实性和实际效力;同时也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论政治参与的历史演进

纵向考察了政治参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化以及在各种社会形态的表现,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参与,由于人民权利的思想还没有产生发展,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较低,其政治参与形式比较单一,且实质上并不是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本位下的政治参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了人民权利的思想,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形式日益多样化,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媒体参与等新的情况,以及参与度较低等政治冷漠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是保证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真实、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代表着民主的更高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也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政治参与与政治民主不同步现象进行了探析。     

环境影响评价中公民参与权的保障——兼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颁布施行,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当前环境影响评价中公民参与权的内容还不具体,并且没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应明确公民参与权的性质、内容和程序,扩大公众可以参与评价的范围,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平等参与,保障公民参与权。     

反思与超越:水权交易中公民参与维度的构建

在水权交易中提高公民参与的力度,契合民主社会发展之需要,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益博弈是公民参与水权交易主要动因,社会讯息互动、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精神等的缺失是当前制约公民参与水权交易的现实困境,因而今后应着力进行公民参与的多重建构,具体可在水权交易中引入公共参与的概念并对之进行具体体系构建,从法律和精神两个层面出发,通过全局体系构建模式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和谐社会如何建构--一种政治哲学的考察

"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准确定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以人为本;积极推进稳定有效的良序社会结构的建立,形成权利与权力的合理界分,切实扩大与保障市民社会的基本权利;必须保持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努力培育公民的健全理性人格,促成当代公民意识的形成.     

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与秩序

转型期中国公民参与,不仅包括为了影响公共权力的行为,还包括因受公共权力侵害而捍卫自身权益的活动。参与形式可分为政治领域中的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公共领域的民主参与、公民的自治性参与,这些形式各有其优势同时也凸现出局限性,需要新的形式来补充。因此,应正视现实参与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力求避免制度化环境延展不足而产生的“溢出现象”,尊重公民权利和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构建有序的参与环境,培育社会的公共信任,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从中外比较视角完善我国地方立法中的公民参与制度

地方立法工作影响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法治观念的加强与公民素质的提升,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础与精神底蕴。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建设已日益紧迫,就美、日两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予以分析比较,以期对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起到借鉴作用。     

公民知情权法律保障之探析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有关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公民知情权宪法地位尚未明确;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还不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体系,其法律保障效力难以发挥。确立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知情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是完善公民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失灵问题分析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问题，分析公共政策失灵原因，寻找矫正政策失灵途径，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促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特殊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存在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不足，执行中的信息沟通机制及监控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公民参与行政执法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公民的积极参与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公民参与行政过程是现代民主行政、公正行政、高效行政、和谐行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公民参与行政执法是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有力手段,也是提高执法质量、增强法律实效的有力保证,是加强公民与执法机关合作、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