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话语理论看《论语》的两个英译本

理雅各、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翻译目的不同，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则不同。理氏译本注重直译而辜氏译本则以意译见长。笔者尝试分析了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无形权力话语的制约力和控制力的影响下译者译文风格的异同。     

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翻译策略

文化名著的翻译与传播受译者的经历和为翻译目的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制约。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译本对原文本关键词、文化事实的翻译特点,指出文化典籍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有效的翻译策略能够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论语》辜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正文本和副文本共同建构译本的意义内涵。在翻译研究中,译本副文本是呈现译本、译者和当时社会语境的重要载体。《论语》英译本的副文本信息尚未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即使涉及译者评论、序言等,也没有明确提及副文本概念。挖掘《论语》英译本副文本的历史价值、文本价值和史料学价值,形成系统的副文本理论,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的深化。辜鸿铭《论语》译本的副文本既能完成对读者的作品导读,又能折射当时历史语境下翻译目的功利性、翻译规范、以及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心路历程等。因此,考察副文本可使副文本与译本、译者、文化语境、翻译规范等之间的张力得以显现。这种张力有助于获知译本生成的历史细节与译本接受的传播语境,也是论述译本的元话语的方法论,为深化译者、译本研究带来契机。     

论阿瑟·韦利英译《西游记》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传递策略

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Monkey在英语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从语言、文化两个方面探析韦利的翻译风格,认为译者一方面尽量用陌生化的直译方式传递原著的异质性,使读者经历一场别开生面的异国文化旅行,另一方面,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译者作了适当取舍,从而确保译本流畅自然。然而,由于太过重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对部分承载汉语文化特质的文化负载词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这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     

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宗教文化信息的翻译。霍译本主要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而杨译本则主要采用了异化策略。结合实例分析认为,尽管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却实现了各自的目的。     

特别翻译的背后——离散经历对辜鸿铭典籍英译的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中,辜鸿铭首先选择翻译的是《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和其他译者(包括汉学家)的译本比较起来有诸多特别之处,他本人也在《论语》译本的副标题中表明他的是一种特别的翻译.在决定译文这种特别面貌的各种因素中,辜鸿铭本人独特的离散经历对他的翻译心理、译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采用起着关键的作用.     

《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文化翻译比较

选取《红楼梦》三个较好的英译本,就原文中某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三个译本在文化翻译上异同的形成原因：译者的知识学养、译本出现时间以及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     

《论语》五译本译者风格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

以《论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为基础,将《论语》五个英译本在文化特色词与句子等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和探讨五译本在语言风格与翻译策略的异同。通过多层面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五译本的显化策略运用非常普遍,影响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与社会语境;翻译风格各具特色,如森舸斓译文多使用各种长句与段落解释,辜鸿铭译文明显趋向英语地道的叙事与篇章手段,理雅各、刘殿爵、安乐哲的译文更强调原文形式传达,但阅读难度较大。     

译者主观能动性——论《论语》译本文化因素的处理

《论语》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论语》译本中比较有影响的是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1893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中第一卷的《论语》,另一个争议大但有影响力的是中国清末民初辜鸿铭的《论语》的英译本。应用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研究两者在文化词语上不同的策略选择,以揭示中国古代文献的翻译规律。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论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然而《论语》各英译本庞杂繁芜,影响了其在世界的传播。阐述了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产生背景,并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予以解析,发现其无论是对译本的选择还是对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翻译实践中具体策略的多维选择与适应,皆印证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与指导力,这也为中国经典作品在西方有效译介与传播提供了些许启示。     

辜鸿铭《论语》归化翻译策略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的翻译和传播与译者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同时,对于同一文本而言,翻译目的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也会截然不同。文章从辜鸿铭所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的分析入手,研究了辜译《论语》英译本所使用的意译法和归化翻译策略,进而指出传统文化典籍《论语》的翻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采取有效的归化翻译策略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     

《论语》外译的传播学视角研究

《论语》外译迄今走过了四百余年的历史,对其的评论研究也层出不穷。然而,以往的研究多以译本本身为对象,忽略了译者及读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论语》各种形态译本的译者及读者,译者就是传播者,读者就是受传者,《论语》译者在选择文本及翻译策略时受到"守门人"的操控,同时译者的可信度影响译本的接受,而读者选择性心理的多样性和历史性也是制约《论语》传播的重要因素。     

归化还是异化？——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解读《红楼梦》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文化专有项进行研究,主要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五个方面,对比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对于文化专有项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进一步探讨语言(英美强势语言和外来文本)与权力对于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论语》及其英译本中投射语言的语篇功能研究

《论语》英译的各种翻译策略已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但《论语》中投射语言翻译研究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文章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功能分析方法,从主位结构和衔接两方面探讨和比较了《论语》原文及其四个英译本中投射语言语篇意义的实现方式。我们发现,译者在翻译原文投射语言时,采用不同的主位结构及衔接机制,造成译本所表达的语篇意义有所差异。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翻译目的的不同及对原文投射语言语篇意义的理解差异,从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比

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依据,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对原著中文化信息的翻译,两种译本的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杨宪益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忠实于原文,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而大卫.霍克斯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入语的特色和表现力。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勃兴的"文化研究"思潮更为关注当代文化中处于权力边缘的文化与话语群体,其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让中外翻译界更重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译本生成的影响及翻译活动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等翻译的社会属性。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译者,从自身及"他者"历史文化出发,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调适,确立符合其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从《论语》英译史及其英译发生的语境来看,《论语》英译大体上经历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转向,从归化以"求同"到异化以"存异"的渐变过程。     

生态翻译视域下古典小说与当代小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比研究——基于《儒林外史》译本和《活着》译本的分析

生态翻译学以整体翻译生态环境为平台，为译者提供了在选择与适应过程中选取最优译法的可能。作为文化印记载体的文化负载词是翻译生态环境中连通原文本和读者的关键，文化负载词的这个“惑”若在译本中得不到合理恰当的“解”,原文本便无法以完整真实的面貌在译本中得以展现，进而读者从译本中获得的文化体验也必定是存在损耗的。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看，以杨宪益夫妇英译本《儒林外史》和白睿文英译本《活着》为例，语言维度、文化维度、交际维度的文化负载词能够有效帮助译者实现“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动态平衡。中国优秀文学的“走出去”乃至中国文化的“走出去”,需要以翻译生态环境中各个相关要素的考量为依据，以适应性选择为基础确定可行的翻译策略，采取适宜的翻译方法。     

塔尔库《萨迦格言》漏译原因探析

《萨迦格言》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藏族文学经典作品,流传甚广,其英译本就有五个。塔尔库的英译本虽然语言简洁,风格灵活,但受其自身身份、文化、语言以及翻译目的的影响,译本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萨迦格言》原文有457首格言诗,而塔尔库英译本《雅言宝库》只有234首。论文主要探究其译本漏译原因,从基于亚历山大节译本的改写、薄森完整译本传播的不广泛和塔尔库的身份及其翻译目的三个方面来推断,试图探求塔尔库英译《萨迦格言》译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宗旨。     

《论语》韦利英译本和林语堂英译本之对比分析

对韦利和林语堂的《论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了翻译目的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的影响,揭示了译本差异的主要特征及背后的原因和依据.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