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审美文化中的玉陶、徽饰、墓葬及其江南特质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东吴与江南美学的四个方面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论早期吴越审美文化中的江湖与剑道——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为例

作为中国美学重要构成部分的江南美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西晋是前江南美学--远古的良渚等文化,春秋的吴越文化,战国秦汉的楚文化,三国时的东吴文化,从各个方面以多样元素为江南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晋开始到晚清,是正式的江南美学。它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为核心,并扩展到周围区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晚清到而今,是后江南美学。因上海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崛起,以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为主轴,具有了现代性的特点,又与原来江南核心地区进行文化互动,并极大地影响这些地区的美学演进。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主要梳理江南美学正式形成前的前江南美学。文章分别从良渚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东吴文化中与江南美学最为相关的元素和观念进行言说,希望能够推进江南美学的研究。     

京杭大运河江南河段沿线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京杭大运河江南河段流经江南核心地区,沿线城市多建于河旁湖畔,从远古时期到晚清民国,其形成与发展变迁的驱动因素不仅包括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更与江南水系尤其是江南运河的交通大动脉作用关系密切。     

论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越文化与楚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是指吴人和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春秋末年吴国灭亡以后吴地的吴文化就被越文化取代了,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吴越地区的越文化又被楚文化覆盖了,所以在战国时期我们在吴越地区只能见到越文化和楚文化的遗存了。通过对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随着人群的流动而变迁的,因此用一个固定的词例如“吴文化”或“越文化”来称呼这个地区前后更替变化的文化是不合适的。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中国古史分期论要

以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中国古代社会可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商代的远古社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其文明同其他古代民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从西周开始的.从西周到西汉的上古社会是其经受第一次考验并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从东汉到唐前期是其再一次经受考验并得以完善的时期.从唐后期到晚清是其定格与守成时期,同时也是它进入自足的封闭状态之时期.     

鄂东楚墓出土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现象与民族文化融合

战国时期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主要见于吴越文化分布区,而战国中期楚国的鄂东地区随葬这类器物的墓葬陡增.鄂东地区此类器物在器形和纹饰等方面与典型吴越地区的同类器物特征一致.其墓葬葬制的多元考古学文化特征反映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多元性,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层级性特征.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近代Aesthetics一词的汉译历程

Aesthetics一词的汉译历程是在中、西、日文化互动间展开的。这一历程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一般语学词典中普通词汇;第二阶段为西方教育著译中的课程译名;第三阶段为美学著译中的核心术语。其中第三阶段又分＂美妙学＂、＂审美学＂、＂美学＂三节目。     

清代四川经学考述

清代四川经学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四川经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宋明之学的延续,经学方面很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中期四川经学有所复兴,但只有到晚清五十年,四川经学才异军突起。从整个清代来看,四川经学虽较江、浙、皖等学术文化大省逊色,但还是在曲折地向前发展。     

“汉派服装”品牌的文化创新思考

服装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的载体,服装除了御寒、遮羞的功能之外,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我国服装从远古时期到现代社会,其变化无不和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扎根于荆楚大地的"汉派服装"吸收了楚文化开放、包容、创新等特点,但在吸纳海内外时尚文化元素的同时,又容易使汉派服装失去自我的地域个性特征,缺乏有灵性的创意特色。要全面振兴"汉派服装",必须从文化密码的角度,以文化创新的理念来构建自己的服装品牌。     

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论宋恕与瑞安孙氏家族对晚清女子教育之贡献

晚清瑞安孙氏家族致力于振兴永嘉之学。面对晚清女性文化发展的蓬勃发展,孙氏家族几代学人戮力挖掘传统学脉“贯穿古今,通经致用”之义,结合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精义,在夫妻平权与子女受教、关注女杰与崇尚才姝、劝说解缠与助益女学等方面著文析理,率先垂范,积极推进该地区女子教育之发展,鲜明体现了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     

新世纪以来民国词文化研究综论

一千多年的中国词史发展历程所展示,作为古典的词不仅是一门词学,而是从时空横宽到纵深的一种“词文化”。当这种文化行进到晚清民国时代,已然发生了各方面的诸多新变,表现出纷繁的复杂性。新世纪传承上世纪最后十余年对于民国词文化的研究,在多个领域都有很大的扩展和提升之处,于此就近年来该种研究状况作一些简要的综论。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湘学的内涵与范围

“湘学”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湘学”与“湖湘学”以及“湖湘文化”有区别。湘学概念的范围上限应断自周敦颐,而其下限则应确定在清末民初,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     

晚清民初上海词坛现象研究——以徐珂为中心的多元审视

徐珂作为晚清常州词派后劲词人,清末流寓沪上租界,其词学活动见证了上海词坛词人集聚、交游和诗词文社的盛况,其词学著述反映了晚清民初传统词学的嬗变。徐珂在沪供职报刊出版业,此种极具代表性、身兼报刊编辑与专业词人的经历为上海词坛的构建发挥出重要的能动作用。透视以徐珂为中心的交游网络,可发现其中涵盖的文人身份多元,职业芜杂,阶层广泛,这类多中心的立体交游网络成为沪上词社勃兴的基础。徐珂与持有不同政治、文化立场的词人交游密切,词学旨趣相近,折射出上海词坛多元包容的特质。徐珂在词学著述中对现代词学体系构建进行了有益尝试,代表着流寓上海的传统词人群体对词学研究的自觉性与专业性,体现出晚清民初上海词坛专注词学的特质。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卷首语

“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本期主题“神话观的变革＂,《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中国神话学会前沿对话》文章中,叶舒宪与廖明君探讨如何让神话研究重新整合和沟通文史哲与宗教、政治、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谭佳《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从晚清由西学传入中国的“神话”与中国“天”之内涵的错位,造成了中国神话学从属于文学研究的尴尬境地,并致力于中国神话学何以能更贴近本土文化实质的思考。安妮萨·卡萨姆、杰梅楚·梅格萨著、唐启翠译的《铁和珠子：男性与女性的象征符号——一项关于博尔兰奥罗莫人饰品的研究》尝试在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中来探索和展示“物的意义”,是人类学研究“物的民族志”的典范之作。     

论中国电影美学的特点与建构

中国电影美学的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起步,并开始逐步拓展。虽然西方电影美学和中国电影美学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美学传统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此,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不应是西方电影美学的简单移植,而应在学习借鉴之基础上,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和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使之能更好地凸显出中国本土文化特色。为此,既要深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关于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又要从理论上认真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所积累的各种美学经验,并深入探讨其创作规律。同时,还要认真研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把握观众观影时的审美心理变化,分析那些能吸引和打动观众的优秀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之处,总结出其中的创作规律,并深入研究电影美感如何在观众（审美主体）和影片（审美客体）的融合统一中产生。随着接受美学的引入,观众的先在结构、期待视野及观众反应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都构成了研究的内容。另外,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一方面需要从域外引进各种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充分重视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积累,从而使中国电影美学与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有机衔接起来,显示出更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本土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