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国会在亲蒋议员鼓动下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40年代后期在事关中国的几个问题上,国会虽未完全控制政府的决策,但在整个外交领域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今天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外交工作。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国会在亲蒋议员鼓动下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40年代后期在事关中国的几个问题上,国会虽未完全控制政府的决策,但在整个外交领域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今天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外交工作.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媒体—政府互动与美国外交决策——以伊战为例

崇尚自由价值观的美国媒体同样信奉自由理念。在与政府关系方面，媒体因其监督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看门狗”角色而被赋予“无冕之王”地位。即使尊贵如总统也无法逃脱媒体揭露其丑闻，可见自由理念已深入人心的媒体在内政外交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伊拉克战争决策表明媒体在对内报道上的公正与大胆并不表明在对外报道时同样客观和无私；与其说媒体监督了政府决策不如说它受制于政府影响并最终服务政府的战争决策。所以，媒体与政府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即使自由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媒体的独立和监督也是有限度的。本文选取伊拉克战争这一美国外交决策上的重要历史时刻为案例，通过对伊战期间美国媒体涉伊报道的研究，揭示媒体与政府外交决策关系实质。     

浅析冷战后美台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

由于宪法机制上的含糊性,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国会与白宫之间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冷战后,国会实现了对外政策上的"复兴"。反映到台湾问题上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致力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在中美关系中起了很重要的消极作用。美国国会对台的支持与台湾当局对国会的游说是分不开的,大陆应借鉴台湾的经验,做好国会工作,积极开展议会外交,以早日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     

一带一路背景下美国文化外交立法探析

在文化领域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是十九大报告对人文交流提出的要求.构建一个完善的文化外交法律体系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美国文化外交已经开展一百余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外交法律体系.这一在现实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法律体系,一方面体现文化外交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明确目标,确立了政府在文化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潮下美国社会对政府干预文化事务的不信任,促使国会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直接参与文化外交.政府幕后搭台、非政府组织前台唱戏,成为法律规约下美国文化外交的显著特点.研究作为文化外交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文化外交立法及其思想根源,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法律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兼论美国国会在外交协议中的作用

从美国宪法中的“缔约权条款”与现实的背离,可以考察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的起源、发展,行政协定权的规律以及国际、国内效力,从而显现出国会在美国缔结外交协议过程中真实的地位与作用,这应为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二元民主"权力架构下的美国府会战争权

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力,并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本文分析了这一二元性权力架构得以形成的原因,并以府会在二战后围绕战争权力的争夺和交锋为重点,探讨了国会作为该架构下相对独立的一极,其战争权力的起伏消长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影响.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背景探析

听证会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对华舆论和对华政策都有开始解冻和进一步灵活的倾向。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的行为动机包括:避免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对公众和国会议员起教育作用,扩大参院的外交决策权,促进政府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以及个人希望有所作为。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角色

民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民众对信息的掌握,而新闻媒体则是民众获得当前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以及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由于内政与外交决策的不同,新闻媒体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分别扮演相异的角色。美国国内问题与外交问题的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到各个行为体的利益,媒体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坚持与政府不同的立场,而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是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政府和公众容易达成共识,不同立场的媒体也容易达成共识。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注重轰动效应,比较简单化与片面化,且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相符,媒体对国际新闻报道的特性就是与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倾向于展现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对国外所发生的灾难、矛盾冲突和流血战争的关注,其实是对国内政权的一种肯定和宣传,人们对来自骚乱的国外世界的恐惧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承诺稳定和秩序的国内政权的支持和期望。美国外交政策中,政府主导而非控制信息沟通过程,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拥有绝对权力,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媒体追求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媒体是非决定性的重要的决策参与者、公众舆论作用有限但是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改革时代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内政对外交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明显也日益复杂。改革时代,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效成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变量;公众舆论的上扬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中国政府在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听取民意;意识形态因素尽管不能主导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看待外界的框架。     

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

民国时期诸多"学人"任事于外交,此乃近代中国外交人事结构变动的新景观.这一变动打破了长时间以来职业外交官对外交界的垄断,造成了人事结构之重组和"学人"自身角色的转换,并引发了他们与职业外交官在外交理念上的矛盾冲突.而这些变化则与当时国内社会生态以及现代外交发展相关联.     

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国有石油企业的角色与“组织化利益”

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扩展与延伸,能源领域国有企业在中国外交有关经济、能源、投资等海外利益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本文即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与利益为问题导向,通过引入"组织化利益"概念对国有石油企业与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特殊复杂关系进行探索。国有石油企业在与具体的国家利益代表机构发生联系时,需权衡类似国资委、发改委、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职能部委的利益需求,从而可能形成各种导向不同的"组织化利益"。     

论民间外交的开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高度重视和成功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更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成就的亮点。在建设＂和谐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民间外交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重视发挥民间外交在建设＂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既体现了中国人民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外交工作的新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略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内涵和践行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国外交之路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3个阶段,日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格。其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党的领导、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分别是促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源”“基”和“本”。未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构路径和实践方向,必然能够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呈现新气象、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赢取新成就,进而更好地彰显自身外交特色和大国外交作用。     

对城市外交视阈下外事翻译的几点思考

城市外交的有效拓展离不开外事翻译团队的贡献。长期以来,外事翻译管理渐趋行政化,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外事翻译作为特殊专业团队的职业养成。全方位创新实践,科学谋划,使外事翻译队伍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日臻完善,与迅猛发展的城市外交有机适应,是亟待地方外事部门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南北洋大臣参与晚清外交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北洋大臣常常是作为总理衙门的外交总代表,分担大部分外交事务,其参与外交的指导思想、外交策略、外交准则、运作方式等构成南北洋大臣参与外交的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都是围绕着＂和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以夷制夷＂的主要策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