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大陆学界的新马华文文学"本土性"研究评述

近年来,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作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一项重要话题资源颇受大陆学界的关注。这一理论空间的开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算起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文章将联系新马华文语境,并借重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理念变迁、视野拓展的有关认识,以大陆学界的此类研究为观测对象,梳理总结这十几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批评研究并作适当评价,揭示该论题的演进和它超越自身的启示意义。     

战后转型期新马华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调适——以《南洋商报》(1951-1976)讣告为研究文本的考察

华文报纸历来是研究华人社会的重要资料,新马地区的华文报刊上每天都有大幅版面刊登讣告,新马华人通过报纸登载讣告"昭告天下"丧事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丧葬文化。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文本,其在形态和内容上都涵盖大量的信息,通过对讣告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窥探战后转型期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尤其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调适。     

“海外华文文学沙龙”在同济大学举行

2002年1月4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第三届世界华文女作家协会会长戴小华女士在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十二次文学沙龙活动中,介绍了东南亚华人文学的现状,她对世界华文文学、特别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前景充     

论清代海外华文报刊的社会功能及特点

清代的海外华文报刊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外华人华侨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国1000多年的新闻传播史中,清代海外华文报刊处于中国报刊走向近代化的初期和创始阶段,这些华文报刊在宣传爱国思想、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科技知识、引导政治导向,以及反映华侨华人的爱国之情和沟通与祖国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传媒功能.清代的海外华文报刊呈现出报刊生存时间普遍较短、处于当地主流文化之外、政治倾向性由弱到强的传播特点,但海外华文报刊的出现和发展也反映了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论华文教育内容体系的不足与充实——以华人企业文化研究与教育为视角

华人企业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和延续的成果之一,其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价值观、华人居住国的本土文化三个方面。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华人企业文化中的比重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华文企业文化的研究与教育在华文教育内容体系中却处于缺失状态。当前,应从加强华人企业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将华人企业文化的研究成果编入教材,对华文教师作系统的有关华人企业文化的教育与培训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华人企业文化研究,并将其纳入华文教育内容体系之中。     

论华文教育内容体系的不足与充实——以华人企业文化研究与教育为视角

华人企业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和延续的成果之一，其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价值观、华人居住国的本土文化三个方面。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华人企业文化中的比重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华文企业文化的研究与教育在华文教育内容体系中却处于缺失状态。当前，应从加强华人企业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将“华人企业文化”的研究成果编入教材，对华文教师作系统的有关“华人企业文化”的教育与培训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华人企业文化研究，并将其纳入华文教育内容体系之中。     

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

本文从跨国别、跨地区的世界文化视野中考察海外华文文学。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必须把跨文化的理论和方法投射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殊的空间 ,在文化的层面上诠释海外华文文学所蕴涵的内在丰富性。从而为比较文化和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一个共同的文化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新视点     

楚地、楚风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以海外湖北籍作家作品为例

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出发,以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湖北籍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来源。主要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地理记忆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时间叙述；地理感知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意识；地理思维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空间建构；时间和空间距离与海外华文作家艺术构想之间的联系。海外华文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与作家的地理来源、地理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浪漫主义思潮与古老的楚地、楚文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     

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多棱镜——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发微

依据新加坡学者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所提供的资料,系统论述了《狮声》与二战前新马华文本土文学之崛起,《狮声》与新马华文大众文学之滥觞,《狮声》与战前新马华文民族爱国主义文学之高扬三个问题,借此再现了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和多彩画面。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中国新文学中的"浙江潮",形成于有厚实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的江南沿海地域,其产生的地域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     

郁达夫南洋时期文艺活动及其影响

郁达夫南洋时期积极倡导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加强了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地位,提高了马华文学的创作质量。郁达夫的文艺实践活动,为马华文坛培养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留下珍贵文学遗产,促进了当地文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

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广泛热议的“新世纪文学”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文学史断代范畴,还是一个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的视域概念,都存在以主观的定义、命名争议来代替和淹没客观据实的分析和概括的偏颇。这使得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体制形态、传播媒介和社会文化格局等方面经历急遽而深刻的系统结构性嬗变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遮蔽、忽视和低估,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文学市场的完善成熟、网络文学空间的高速拓展和文学人口的世代层累这三重条件,所带动产生的一系列全新的文学生态要素和发展动向。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它解决了新文学诞生以来长期困扰文坛的作家自身的立场态度、情感体验、美感情趣与其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它导致解放区的文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权威话语和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同时,对《讲话》的研究,也是关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的探索,它兼容诸多的矛盾、张力、悖论乃至魅力。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论现代文学散文的审美规范

五四新文学运动赋予散文以审美特征 ,使之成为与小说、诗歌、戏剧相并列的文学创作体裁之一。但受古代散文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一些散文创作理论的规范 ,其审美特征曾一度有所削弱。文学散文跟小说、诗歌、戏剧相比较 ,其叙事、抒情应建立在对生活感受的精确把握上 ,要写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 ,要避免想象的程式化和结构的凝固化     

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

香港诗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呈现出越界的特质,一是文体的越界实验,二是文化身份的越界,此种特质与香港文学的香港性息息相关。对香港性的认知是研究香港文学的基本起点,但仅仅是一个起点,真正要从文学上把握香港文学,必须将其置于现代汉语文学或现代汉语诗学的背景之下。或者换一种说法,必须将香港以及台湾甚至包括部分海外的汉语文学经验有机地纳入,才能建构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