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元代赏功符牌的政治功能

［摘要］“合符”是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一种契约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朝代的改头换面还是政权的更迭兴替,“合符”始终作用于国家机器的运行之中。元代堪称我国历史上最善于使用符牌、对符牌的使用情况记载最为详细的一个朝代,元代的符牌除了用于节制兵马、表明官阶、公文通报、信息传递、交通乘驿、城卫镇戌等诸多管理领域外,其符牌赏功的政治功能是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北宋'翰林图画院'职官制度初探

宋代'翰林图画院'的制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名设置及其递迁制度、'改官'和'佩鱼'制度以及院画家的'出职'和'当差'制度等三个方面 ,对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官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对画院和院画家在北宋地位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探索     

从台湾例到海疆缺:清代海疆治理下的台湾职官选任制度发展

清代台湾职官选任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是清朝统一疆域形成与海疆治理深化的表现。清廷收复台湾后,为解决“缺官”问题创制台湾例;清中期,海疆治理深化,台湾例逐渐与沿海缺融合形成海疆缺,并不断对海疆缺进行调整完善,更加注重治理成效。台湾例的不断发展,对沿海各省职官制度产生了影响,并最终融合成为适应海疆治理整体性的职官制度体系。清末,海疆危机突显,台湾海疆缺虽积极因应,但终因台湾的丧失而被撤销。有清一代,台湾职官选任制度针对其夐于远海的特殊自然环境与番民共处的复杂社会情形,确定了“人地相宜”的制度宗旨,通过“拣选题补”“俸满优升”的制度原则,在台湾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职官治理体系,大大提升了清政府在台湾的治理能力,推动了国家治理一体化的进程。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研究

水利兼衔制度是清代职官制度、中国古代水利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对清代水利发展、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产生了较大作用。本文从水利兼衔与水利职官的变革,清代水利兼衔的职官的范围与层级、时空演进,兼水利衔官员的职责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论金代符牌制度

符牌是古代皇帝或朝廷传达命令、派遣使节或调动兵马的凭证。金代符牌制度的变革与其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穆宗、太祖、熙宗和章宗朝对符制皆有建树,侧面反映了金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特点、军事体制、边境形势和外交关系。     

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官制研究的文献学意义

治文史离不开古文献.能否达到正确地阅读、理解、运用古文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古文献中所包含的名物制度的认识水平.而职官制度则是名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渗透在有关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大量文字记录之中.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古籍整理成果,有很多差错就出现在职官制度上.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提高人们的古文献阅读能力,提高古籍整理水平,而且还有助于考证史实,有助于正确撰写历史人物小传.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