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民之要术——《淮南子》“权”的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淮南子》关于"权"的思想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较大,将"权"定位于圣人治国理民之要术,强调统治者在选人、用人和治世过程中应当具备权衡意识,掌握权变方法,认为只有圣人才能知权、行权,表明了对"圣人行权"的设计与期待,提出了限制权力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其中关于"权"的内容的深入考察、分析,管中窥豹,从整体上把握《淮南子》一书中关于"权"的论述,希冀以史实之"砖",引今日社会治理良策之"玉",这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更好地规制权力,行使权力,仍有现实意义。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中国古代礼法思想对刑律和监狱管理的影响

《周礼》造就了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不仅是古时帝王延续和传承统治的要求,也是治国和教化人民、培养民风习俗的基本手段。＂礼＂的思想指导刑律的制定,礼代刑律、礼入刑律后,产生了＂礼法思想;＂忠孝、仁义、尊卑,是礼法思想的主要精髓,汉唐文明,是礼法思想的一个主要传承和发展时期。其时的刑法政策和监狱管理,具有浓厚的＂...     

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群书治要》中的用人思想初探

管理目标的实现是管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在管理活动中,人是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因素,在国家治理中,识人用人是国家治乱与否的关键所在。管理的核心和基础在于＂选贤与能＂,贤与不肖之别首要在于道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时期,由著名谏臣魏征等人组织编写的治世宝典,集合了自上始五帝下迄晋代历朝治国理政的方法和经验,是修齐治平的资政大观。其中＂以德为本＂＂行道修德＂的用人思想,在当今社会治理及各种管理活动中都极具借鉴意义。     

程颐易学诠释方法研究

程颐不但是理学创始人,还是义理易学大家.义理易学存在一个基础的诠释问题:卦象与义理之间的视域距离.程颐立足于<周易>之卦象体系,"由象以论时"、"由时以论理",跨越了这个视域距离."时"即"卦时",描述卦象所蕴含的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生存处境.通过"时",卦象被"人事化"理解,同时"人事"成为易学诠释的思想基础而进一步指向义理,因此"时"沟通了象与理.程颐的这种易学诠释方法依托<周易>成功地建构了其理学本体论思想体系,但是,对卦象过于具体的"人事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又与易之周流不居、不可为典要的超越性有相紧张的一面.     

荀子与张载之间:礼学的主要倾向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和张载都重视"礼",他们所讲的"礼"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从"天人二分"的思路和对现实人性的关注出发,荀子认为礼出于"伪",是圣人的制作,是对人性之"恶"的对治,并注重礼从政治制度建设到社会规范和个体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侧重外在行为规范的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天人合一"的思路出发,张载认为礼本于"理",是天道本然的体现,是对人性之"善"的成就,并注重礼从个体道德的修养到社群行为规范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具有侧重道德自我约束的较为浓厚的教化意味。荀子和张载对"礼"的理论认知与建设理路,对当今治国理政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胡安国《春秋传》宗庙礼制之经世功用

宗庙是承载庙祭教化的祭享之所，宗庙文化是儒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春秋》向来尊严庙制，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宗庙有一系列的解读，凸显出鲜明的经世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承二程义理之学，以“理”释礼，因象明礼，使《春秋传》成为宋代春秋学由神秘思维转向义理解经的关键著作；第二，扬《春秋》万世之法，正君臣父子夫妇之名；第三，秉《春秋》大义，全君臣恩礼，在尊君抑臣的思想中并非一味压制臣下而讲恩义；第四，彰圣王之道，以民为本，提醒君主勤政修德。其精心诠释的理学思想、正名思想、尊君思想、民本思想对南宋走向中兴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论班固的弄法思想

班固主张,治理国家,应该礼法并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因此他主张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礼为治国之本,而刑法也不可缺少。他主张立法要在刑轻律简精神的基础上,务求适宜,尤其要重视执法公正,才能真正发挥刑法治国的辅助作用。这种刑轻律简的思想,成为隋唐宋明立法的基本准则。班固所创新的《刑法志》史学编撰体例,也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荀子"隆礼"思想的深层透视

荀子从人性本恶和社会历史方面追溯"礼"的起源,综合了儒法两家的学说,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思想.荀子的"隆礼"思想赋予了"礼"以形而上的根据,拓展了"礼"的功能,并对"礼"进行了内在寻根式的阐释,丰富了"礼"的人文内涵与实践意义,深化了儒家"礼"的理性精神和实用品格,对中国文化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影响深远.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吕坤思想的荀学理路探析

明中后期,随着启蒙思想的萌生,士人开始注意并接受荀子的思想。吕坤与荀子在思想理路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对"道"的认知上,他们都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本原则,圣人对道不专私。在社会政治层面,儒者应当以圣人之理为宗,注重经世与社会事功,治国要讲究礼法并用。吕坤的这种社会政治观建立在"任自然"与"夺自然"的天人关系上,与荀子的"天人相分"与"制天命而用之"一脉相承。     

论《墨子》中的圣人形象

师从儒学的墨子,为顺应时代发展,提出＂尚贤使能＂之人才标准。《墨子》一书对人才品第多有涉及,而其中＂圣人＂首当其冲成为治世的最佳人选。通观《墨子》全书,其对圣人的阐述颇多,通过分析其中圣人律己、爱人、任贤等特点,并与儒家在圣人形象、爱人、任贤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较为全面地梳理《墨子》中的圣人形象,从而发现《墨子》一书...     

论荀子的权威崇拜体系及其历史影响

荀子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在打破天神权威的同时,却供奉起人神的权威,构筑了一个以圣人、圣王为核心,以道义、礼法、名分、政治、学识多种权威相交融的崇拜体系,这个权威崇拜体系有着神化圣人、美化君主、鼓吹人治、锁定真理的特点,对后世的专制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法治:良法与善治

法治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应当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同时,应当反映国情、社情、民情,具备科学、合理的体系。善治是法治的目标,善治包括民主治理、依法治理、贤能治理、社会共治以及礼法合治等内容。建设法治体系,必须以良法推进善治。善治本身是规则之治,需要贯彻实施良法,同时需要以良法促善治、保善治。     

继承与转化: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遗产和宝贵资源,其廉政方略是通过外在礼的制度和内在德的自律相结合,促使为政者廉洁从政的一种治国理政模式。廉政既是儒家政治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终级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为政以廉、以礼保廉、以德养廉、以法促廉、以乐教廉。在廉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的今天,如何继承、转化儒家传统廉政思想和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和启迪意义。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