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为宋辽金元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合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使一部分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也有一些迁居或以其他途径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但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我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融一起,汲取升华。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方面的汉化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律学、兵法、武术、科学技术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包括婚礼、丧礼、姓氏、语言、一般礼俗、服饰等.由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到十六国末期,中原少数民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北魏孝文改制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孝文改制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导致北朝末年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和南北大统一的完成.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十六国北朝时期祖源攀附现象考论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并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五胡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先秦以来对汉文明认同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实质也就是其族群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再诠释过程。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壮大,逐渐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及融合方式复杂多样,由此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具有的博大精深、源广流长的特点。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不同,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政策等有关。     

《魏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成就

《魏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为主体的纪传体皇朝史,详载了鲜卑族拓跋部从部落走向皇朝的汉化历程,兼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各族斗争、融合、同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大迁徙、大汇聚、大融合的历史。《魏书》作者运用巧妙的编纂体例,寓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于其中。《魏书》中的正统观和夷夏观,体现了作者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重新发掘这些史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通常学界认为各少数民族因其经济文化政治落后于汉族人，所以，认为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此论正确。但民族融合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所走的道路也十分曲折，绝非仅仅是少数民族汉化那么简单。本文从剖析信都冯氏和勃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发现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一条民族融合模式     

空间变迁与族际居住格局的演进——以武陵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为例

武陵民族地区的族际居住格局演进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区域共居式、社区共居式、社区互嵌式三种样式和阶段的演进。历史上的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在族际居住格局演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形塑了族际居住格局,还形塑了区域空间。他们首先将一个边缘空间形塑为具有三个层次的区隔空间,然后形塑为整体的互嵌空间。区域内部的族际居住格局与区域空间结构具有同构关系。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抓手,应该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吸收历史经验教训,有序推进。     

浅论孝文帝汉化的主观动力

汉化,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胡族帝王入主中原实行汉化者,是大有人在的,然若论决心之坚定,行动之果断,措施之彻底者,当首推北魏孝文帝。孝文帝拓跋宏,继其祖母冯太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后,又逐步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族文化习俗及思想意识方面的汉化措施,即:迁都洛阳、改葬邙山、禁胡服、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全球化进程中中西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冲突

从思想基础、价值目标和标准、实现途径、制约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中西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冲突的原因和特点,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融合和冲突。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汉代骊靬故县是否为骊靬降人而置

骊靬县是西汉时期设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的一个故县,这在中国史书当中多有记载。长期以来中外媒体就此多有报道论述。以汉唐至清代诸多经学家的考证为基础,对不断提出的就此问题的看法与推断进行梳理,全面展现当代学术界对此县为何而置所引发的争议与讨论,并以金关汉简所反映出的信息进行推理分析,骊靬县为自西域内迁的骊靬降人而设这一观点更为可信。对历史材料与对已有成果的梳理串连,对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民族迁徙融合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依法解决国籍冲突途径新探

198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为解决国籍冲突问题,采取了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则;虽然该立法原则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某些积极作用,但随着港澳的回归和旅居海外新华侨的日益增多,其中的某些原则已经不利于国籍冲突问题的解决.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国籍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中国实际,现行国籍法的修改可遵循以下原则:(1)通过立法赋予国籍冲突的当事人以选择国籍之权利;(2)废除僵化的一人一籍原则,承认符合法定条件者的双重国籍;(3)尽可能通过谈判协商,以签订双边条约的方式来解决国籍冲突问题.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企业并购机理分析

运用耗散结构理论从一崭新视角分析企业并购的机理,认为并购是企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涨落",是企业由低级有序形态向高级有序形态演变的过程;认为只有对并购后企业进行有效整合,形成有益"涨落"和"突变",才能使并购后的企业走向有序。     

海外投资者的外交保护及困境——以国籍原则为中心

国籍原则是“中心”仲裁机制和外交保护制度的共有原则,但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存在重大差异。《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7条在投资者外交保护事项上似乎确立了“中心”仲裁机制优先适用的特别法地位。然而,由于《关于解决一国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27(1)条建立在投资者始终拥有单一国籍的假定前提之下,在多重国籍投资者以及投资者国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此类投资者的外交保护便会面临众多困境;同时,坚持ICSID仲裁机制的优先性将对外交保护制度形成严重冲击。     

新课程背景下高师公共教育学案例教学初探

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向高师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在新课程背景下,长期陷入困境的高师公共教育学在教学目标的定位、教学关系的处理及教学过程的实施等诸多方面都滋生了新的矛盾。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与要求,笔者认为在公共教育学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与“多”，人文奥运哲学基础——从古希腊奥林匹亚到北京

现代奥运新哲学的新，就在于它有一个扩大的“多”和一个新“一”。“多”：许多人，许多个体，许多国家，许多信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现代奥运这个“多”远比古奥运那个时代的“多”广大，更多远，更色彩斑斓。奥运已不仅仅是希腊人的奥运，而是全人类的奥运。“一”是人的一：不管什么民族，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什么文化，都联系在一起。它是人自己的联系，自己的一，是来自人内在追求与他人联系的一，是色彩纷呈的一。这正是中国混沌精神的一，融合的一，和而不同的一。奥运会本身是个“一”（相融相通）的世界。这是“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哲学。     

当前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宗教矛盾的甄别与定性

当前,在国际国内“三股势力”的影响下,与国内诸多因素相交织,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宗教突发事件发生频繁,群体性增强。尤其是在近年来国际上通力合作严打“三股势力”的高压态势下,他们更以宗教为幌子,以信教自由为合法外衣,蛊惑煽动信教群众,不断挑起各种事端,也使得原本复杂的西部民族地区宗教矛盾更加扑朔迷离,难以解决。因此,很有必要厘清当前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宗教矛盾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甄别出矛盾性质,以更好的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发展,构建更加文明与和谐的社会。     

南斯拉夫民族冲突透析

20世纪 90年代原南斯拉夫地区持续不断的民族冲突 ,是民族主义在内外各种刺激下不断发展膨胀的结果。南民族冲突表明民族自决权原则正在陷入困境 ,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矛盾的复杂性 ,透射着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发展民族自决权 ,树立全球意识 ,摒弃种族优越意识、文化中心主义和普世思想 ,是缓和乃至减少民族冲突的根本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问题探讨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水利水电开发的重点区域。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特殊性对移民安置的实施提出了挑战。综合利用文献和田野经验,在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主要研究领域的同时,分析了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搬迁补偿、移民安置、移民适应、移民融合等问题。后续研究中,需要关注少数民族人地关系与生计、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及其恢复补偿、少数民族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