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初唐编纂的诗歌总集,可补考者尚有《歌录集》、《金轮万岁集》、《瑶山玉彩》、《送并州曼上人诗》等.据诸集,知初唐人的选诗观与诗学观上承魏晋六朝,下启盛唐.他们完善了本朝人选本朝诗的选诗观,新创了官班为序编纂体例,此等对唐人选唐诗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这个时期形成的标榜之风与个性化的选诗观等,也对盛唐乃至我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全唐诗·李益集》诗歌来源考

《全唐诗·李益集》是迄今收诗最为完备的李益诗集,收罗了编者所能看到的不同版本李益别集和不同时代的唐诗总集、选本,甚至方志中收录的署名李益的诗歌。其诗歌主体来自明铜活字本《李益集》,体例和排列顺序亦沿用此集。诗人小传则综合《郡斋读书志》《唐诗纪事》、两《唐书》之《李益传》等多种资料,择善而从。     

元好问《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元好问《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前后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总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诗人的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地位和特色

清人黄秩模编刻的<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比汪启淑所辑<撷芳集>晚出80年,多收诗人96家、诗2314首,实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但是由于<撷芳集>的序者沈初将所收诗人虚报100余家,<国朝闺秀诗柳絮集>为清代最大女性诗歌总集的地位长期得不到公认.这部总集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汲取<撷芳集>和<正始集>编纂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方面的特色:人诗并重、存没兼收的选录标准;消解流品、以韵系人的编纂体例;南方为主、群体为先的主体框架.这些特色既是其"最大"的成因,也反过来丰富了"最大"的内涵.     

贵州诗歌总集休例安排刍论

就贵州诗歌总集而言,体例安排是编纂活动中的重要环节,而编者的指导思想、诗歌的编次方法、诗集的组成部件又是这一环节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三者表现方式的不同,形成了总集的不同组织结构,这使得贵州诗歌总集在体例上具有了极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明诗总集编纂思想的演进

明诗总集的编纂思想在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从功利和感情用事选诗到客观冷静选诗;从因人、因诗选诗到因诗选诗;从详近略远选诗到远近统顾选诗;从随机编纂诗集到统筹规划编纂诗集;从以诗集记政治史到以诗集记诗史;从随意改动原诗到客观保留诗歌原貌;从仅留存诗歌到诗歌与诗学资料兼存。     

《中州集》的编纂过程和编纂体例

本文认为，《中州集》的编纂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元好问作《中州集序》为标志，以《国朝百家诗略》为依托，在五、六个月内大致完成前七卷的篇幅。后一阶段主要是补充前七卷、编纂后三卷，时间长，难度大。这是造成前七卷和后三卷体例不一的客观原因。作者还分析了元好问晚年渐趋加强的历史意识，认为以诗存史是造成其体例特征的主观原因。     

《昭明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

西晋挚虞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总集中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二为一的编纂体例,萧统《文选》打破了这一编纂体例,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仅收录文学作品而摒除文学批评,明确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二者的界线。     

张其淦与《东莞诗录》

东莞籍名流张其淦于晚清至民国间编纂了广东最大亦最重要的县域诗歌总集《东莞诗录》65卷。此书是在前贤的基础上完成的。明陈琏、祁顺曾编《宝安诗录》初、续辑,蔡均曾编《东莞诗集》,但均不传。清邓淳与罗嘉蓉所编《宝安诗正》,罗嘉蓉与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续集,苏泽东所编《宝安诗正》再续集,为《东莞诗录》所直接取材。由于广采资料,且纠正了邓淳狭隘“诗教”观之偏失,《东莞诗录》后出转胜,取材更宏博,内容更丰富,安排亦更周详。不过该书也存在裁汰过严及替古人改诗之缺陷。附《东莞诗录》而行的张其淦《吟芷居诗话》,诗学书目鲜少著录,实为有价值之文学批评著述。它以莞诗为品骘对象,评论笃实,对诗家及其作品往往有到位的点评。由于受作者的遗民心态影响,《吟芷居诗话》对遗民诗人极力表彰,对“贰臣”诗人则大加贬斥,既因人而存诗,亦因诗而存人。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盛唐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其选诗总集的编纂也成就卓著。与初唐相比，盛唐编纂诗总集“选”的特征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诗学批评特色，编集方法更加灵活，选诗心态趋于复杂多样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盛唐始，诗选家开始积极自觉地关注时代之音。故此际编纂家的选学观、诗学观以及选诗总集的特点、影响等甚有研究价值。     

总集与文学史权力——以《文苑英华》所采诗题为中心

在古代中国,虽然文学史之撰写及其呈现形态与现代中国颇不相同,但是,在包涵文学作品的文本整理、文学典籍的文献承递、文学知识与经典的传播等在内的一系列影响文学史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权力的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其表现形式较为隐蔽,往往不为人察觉。本文将其称之为文学史权力,并以《文苑英华》一书对所采诗篇题目的处置为中心,讨论总集编纂中的文学史权力运用问题。对诗题进行类化、简化或同化,是《文苑英华》这部总集在文献使用和编纂体例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及于诗歌之流传、阐释与接受,更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其对个别作品的占有、支配甚至再创作的权力。     

宋诗总集五种叙录

《诗家鼎脔》、《宋诗拾遗》、《宋艺圃集》、《宋十五家诗选》及《圣宋高僧诗选》等五部宋诗总集或选优,或存诗,各有特点,各具气象,有着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亦颇多局限与不足。前四部宋诗总集分别为宋、元、明、清四朝人所编,反映了不同时代编者的艺术追求,后者则为两宋释子的诗选,于宋代佛教文学研究不无裨益。     

论地方类清诗总集的成就与特点

清代是中国地方类诗歌总集编纂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所编的地方类诗歌总集,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清诗总集的范畴。与前代相比,地方类清诗总集不仅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在地域范围、层级分布、编纂规模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突出成就。     

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编纂流变述略

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编纂高度繁荣.作为当时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此类总集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从宏观上看,它兴起于清初,繁荣于清中叶,深化、发展于清末.在这个过程中,清代地域诗歌总集的编纂形式趋于多样,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层级系统日益完善,卷帙规模也普遍宏富,从而将我国古代地城诗歌总集的编纂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论博物学之新旧转型——以《滇南茶花小志》为例

20世纪30年代,云南本土学者方树梅编纂成《滇南茶花小志》一书,该书较为详细地辑录了明代以来各类著作中有关云南山茶花的记载,系统梳理了云南山茶花的传统代表性品种并收录大量有关云南山茶花的诗、词和辞赋。《滇南茶花小志》的内容饱含作者深厚的博物情怀与地方意识,而该书的编纂则与中国近代博物学学科的新旧转型密切相关,堪称一部承先启后的地方物产志,填补了一些前人研究的空白,为后来有关云南山茶花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越南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再探——以《总集》中的七首汉诗为例

文章对《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中的七首汉诗进行了诗歌格律、思想内容、文化语境等方面的详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越南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即越南汉诗在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有明显的“民间倾向”.这一研究弥补了“正史加名家”的模式之不足,充分体现了越南汉诗的全貌及其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