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谈

中国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家族是以婚姻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我国古代社会,姓与氏最初是分开的.《通志·氏族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践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     

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

北魏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五姓六家中,除陇西李氏外,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其考量的最重要标准。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     

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续三)

关于《水浒》对皇帝的态度《水浒》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塑造了一个乱自上作的典型——宋徽宗。《水浒》告诉人们,臣庸是由于君昏,有徽宗然后有高俅,有高俅然后有王进出走,林冲上山,于是一百单八人联翩而出。由于宋徽宗任人唯亲,近小人而远君子,造成豺狼在朝,不容龙虎。他在做皇帝之前的智能准备是:“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第二回)。连金圣叹也批为“诚乃巍巍圣德”。辅佐准备刚准备了一个浮浪子弟     

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

据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制度大致如下:“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于文。”在有关姓氏制度的文献记载中,郑樵的《氏族略序》可谓记载比较详备,可信程度亦较高。联系春秋战国时代有关的其它历史文献来看,姓氏制度其实就是西周春秋时     

人气

气在中国五行说中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但却可以感觉到,而且会影响着你。之所谓人气、财气、宅气……清朝大臣曾国藩告诫子弟,居不可太大,合适即可。三口之家居七,乃穷     

唐代西域告身研究

该文在简要梳理唐代告身学术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唐代西域告身,指出目前仅知八件出土唐代西域告身。日本学者从公文类别出发,分之为制授、奏授、令书样、版授四种类型。该文从内容出发,分之为官告、勋告和命妇告三种类型。另外,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勋告的特点,作者认为还可以复原三件唐代西域勋告。此外,该文对官告与勋告格式用语的区别及其原因、告身涉及的一些史实与制度也进行了研究。     

元昊改姓考

文章认为元昊袭封后改姓嵬名氏而非元氏,“嵬名”和“元”不能勘同.改姓嵬名的不光是元昊的近族,还包括整个拓跋氏.元昊废弃宋赐姓赵后,并没有恢复旧姓拓跋,而是改姓嵬名,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外摆脱北宋的控制而独立建国；一是对内突出业已发展为皇族的拓跋氏在整个党项羌中的地位.《西夏书事》关于元昊改姓“疏族不与焉”的记载,当为吴广成对史料的随意发挥,系出自对匈奴赫连勃勃改姓的比附.西夏国姓“嵬名”或许来源于开国皇帝元昊的小名“嵬埋”.     

东汉小侯考

<正>东汉有“四姓小侯学”,小侯即由此而知名。但关于小侯,目前人们对它还很少注意,因之有必要对小侯及其制度作一考释。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最早对小侯作出考释的,是唐人李贤的《后汉书·明帝纪注》。如《明帝纪》于永平九年载“是岁,……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李[注]便解释说:“袁宏《汉纪》曰:‘永平中,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礼记》曰‘庶方小侯’,亦其义也。”以后又有元人胡三省的考释,但说法则与李     

浅论姓氏研究的意义

姓氏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姓”最早来源于远古时代的各种图腾和地名 ,“氏”为“姓”的分支 ,“姓”以别婚姻 ,“氏”以分贵贱。秦汉以后 ,姓氏合一 ,数量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胡姓的汉化和汉姓的胡化。南北朝以来 ,由姓氏而产生了谱牒学。姓氏学的研究可以满足人们探讨个人来源 ,了解自己祖先的要求 ,增强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与团结     

清代桐城文化家族的姻娅网络及其文化特征——以麻溪姚氏为中心

清代麻溪姚氏是桐城著名的文化世家,其姻娅网络是当地望族婚姻形态的典型代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从缔姻对象看,姚家主要是与桐城境内外的著姓望族结亲;从婚姻形态看,以中表婚为主,且多累世婚姻甚至连环婚姻;从文化功能看,姚家与联姻家族之间交相师友,文艺交流频繁,共同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概言之,姚氏的联姻行为,不仅对桐城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有促进作用,也对桐城派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论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婚姻观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家庭学说详细体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尤其以恩格斯的婚姻家庭思想为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在婚姻观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黑格尔的婚姻理论为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婚姻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婚姻做出新的界定,超越性地阐释了婚姻的缔结基础、实现形式和属性三种婚姻要素。这种理论上的飞越,旨在消除婚姻对妇女的束缚,以此把妇女从病态的婚姻中解放出来,再一次映射出马克思毕生追求人类解放的坚定信念。     

《古兰经》婚姻观中的积极因素

家庭事关个人的终身幸福,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婚姻家庭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从《古兰经》的婚姻观中发掘一些积极内容。     

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

建国后,南京地区陆续出土了6方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墓志。此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十分丰富,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不断积累的过程,且多与谢氏仕宦、婚姻、里籍相关。谢氏仕宦、爵位地名的变化,反映了其家族江左发展的地域轨迹;谢氏姻亲地望的变迁,则反映了其地位攀升的发展历程。墓志地名所反映的诸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东晋南朝谢氏一族的兴衰历程。出土的6方谢氏墓志,也指示了谢氏家族的3处葬地:建康县石子岗、江宁县(或秣陵县)牛头山、溧阳县葬地的变迁,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观念:魂归故土与安处异乡。     

浅谈防治家庭冷暴力的法律对策

家庭冷暴力作为一种新型的"婚姻杀手"目前已呈蔓延趋势,并成为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隐性病毒"给家庭个体、婚姻和谐以及社会安定带来的伤害超过了人们所熟知的肢体暴力。现行《婚姻法》第32条、第46条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都体现了对家庭冷暴力的救济,但在具体实践中,这种概括性的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提出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法律对策:出台全国性的立法,明确救济原则;修改现有诉讼程序,变更举证责任;增加新的救济途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现代化

婚姻制度是一定的婚姻关系及其模式和规则 ,是婚姻行为的规范体系。传统婚姻制度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父母 ,婚姻目的是生育 ,婚姻规范是男主女从、包办、买卖、顺从。现代婚姻制度是从传统婚姻制度发展而来的 ,它也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婚姻主体 ,婚姻目的是爱情 ,婚姻规范是婚姻平等、婚姻自主、婚内性生活、婚内感情。只有现代婚姻制度 ,才是快乐、幸福、高质量、高稳定婚姻的根本保障     

论回族家谱的特点和史料价值

家乘谱牒是我国许多民族记载家族历史的重要方式。与汉族家谱相比较，回族家谱具有一定的特色。回族家谱历来被学界所看重，是回族研究的宝贵资料，在探究回族渊源、回族宗法制度、回族婚姻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婚姻法的视角看强制婚检的必要性

强制婚检的取消引发了诸多争论,问题的实质在于婚检是强制还是自愿及如何解决与法律之间的冲突.针对取消强制婚检引发的社会问题及法律问题,文章从婚姻家庭法的视角考察,认为强制婚检有其法理依据,可减少无效婚姻,有助于结婚的禁止要件的落实,有利于实现婚姻法现有法律渊源的统一,因而有其必要性.     

电视剧《门第》中矛盾冲突的文化逻辑——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当下思考

电视剧《门第》中矛盾冲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关于婚姻家庭的传统思考,它更多的彰显了故事背后的文化逻辑。"生活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是情感的纠葛、文化的抵制。而"婚外情"的出现则向我们展示了婚姻中的文化认同再生产了新的社会阶层。     

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婚姻成立条件研究-自合同法理的角度

视婚姻为合同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且很有价值,但这一价值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挥。用合同的法理考察透视婚姻的成立,我们就会看到,婚姻的成立不应以“合法”为条件,它和婚姻的生效截然不同。《婚姻法》应对婚姻的成立予以明文规定,并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生效严格区分开来,从而完善婚姻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