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附魅、返魅与仿魅：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

对于湘西形象塑造，从来都是通过影像化的。影像化湘西塑造了人们脑中的湘西，经历了“印象湘西”“影像湘西”和“影响湘西”。而影像化湘西的文化逻辑是附魅，返魅与仿魅的三部曲。在传播学中解读的影像化湘西存在着危险的陷阱：商业和政治的封建化，这危害着湘西的文艺创新。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从文自传》与“边城”的意义

“边城”写作不仅描绘出被现代都市生活放逐的湘西一隅,更为出色的是,它在现代性挑战面前鸣奏出沈从文这位现代中国作家内心倔强而复杂的音律。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相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的“边城”写作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着怎样的事情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仍然让现代人神往。作为文学艺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征,“边城”写作使我们在其中体会丰富多样的人性同时,也不能不反思现代社会一体化构想的缺欠,以及在现实理性所解释的范围之外,文学艺术还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关于人性尚有待发掘和添补的表现空间。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皆因地方势力过于膨胀,中央对其失控所致;地方官品行之优劣,对叛乱发生与否关系甚为重要。叛乱之结果及其影响,则与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与否有直接关系。或是迅速平定叛乱,中央集权因之而强固;或是延误平叛,导致割据;或是叛乱经久难平,直接影响王朝之命运。另外,叛乱如有少数民族成分参与,将增加其复杂性;而少数民族成分之参与与否又与统治集团民族政策直接关联。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田野派”学者严如熤

严如熤出生于一个具有“实地调查”家学传统的“理苗世家”,这种家学传统是他在平息乾嘉苗民事变时建功的资养,更是他“田野派”才干的来源。嘉道年间,严如熤坐镇南山、治理汉中,为官陕西20余年。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与亲身实践,在平定汉中白莲教事件与“棚民”事件过程中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他一生著述颇丰,这些著作被后人视为“经世致用”之具。但是,我们从其生平事迹与著作中还可以看出,严如熤更是一个深入实地、长于基层社会调查的“田野派”学者。     

都誓主论考

都誓主作为酉水流域诸蛮首领的称号,最早见于北宋时期的史料当中。由于史料记载简略,使得学者们在都誓主职位的设置时间、由来以及职能等问题上均存在争议。梳理相关史料和民间文献资料,结合制度和时代背景,可以判断,都誓主一职是唐末溪州地区土家族各地方势力发展、联合的产物,至北宋时得到中央朝廷的认可,并进一步规范其职能,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代表酉水流域各土家族政权利益的盟主,另一方面是北宋政府维护酉水流域地方秩序、监管各誓下州长官承袭、统管各誓下州朝贡事物的代理人。都誓主职位的设立,反映了北宋政府在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过程中始终坚持“因俗而治”的指导思想,在实现地方的精细化管理及稳定地方秩序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朝朝贡中的额外赏赐

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物品较为丰富,有衣带、银、帛、马匹、戎器、茶、药等物。宋政府意欲通过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达到其政治、军事目的。一方面,宋朝朝贡贸易中的额外赏赐在西北、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政权中颇见成效,因战略需求,北宋政府将丰厚的回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拉拢回鹘、吐蕃等部族,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分化、瓦解和抵御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宋朝朝贡额外赏赐的实施效果相当有限,宋朝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对清代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及时总结

嘉道年间著名学者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长期致力于研究边疆民族问题,对清代实现多民族统一局面进行及时的总结.他们的出色贡献是:强调清代在康雍乾以后,"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应当大力加强中央与边疆的关系;论述国家统一带来边疆地区老死不知兵革,民户休息更始的新局面,谴责违反民族和好的错误论调和破坏行为;高度评价土尔扈特部历经一百多年曲折,最后回归祖国是"自生民以来未有之盛举",赞颂中华民族统一的巨大向心力.     

论宋朝边区的“省地”划分问题

宋朝的“省地”指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属区域地理概念,常用于边区,主要是川峡、荆湖及广南路边区。大部分内里地区以及与辽、夏、金相邻的边区,则基本不用省地的概念。省地的省民一般包括汉户和各族熟户。熟户如同汉户一样纳税,部分地区有所差别,均比照省地方式进行管理。省地之外,则有“量纳”税物的熟户以及没有税物关系的生户。羁縻州通过“量纳”税赋或贡物形成系属关系,接受省地正州管束,但不属于省地,彼此界限分明;与交趾邻界的广西路羁縻州则不同,均视为省地范围。省地划分成为宋朝西南边区及其人户层次划分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多样化政策实施的一个基本依据。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宋代古文有着自身的时代特性 ,其基本的特征和观念 ,是“文以载道”的内在思想体现为文学复古的外在形式 ,实与理学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 ,但由于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理学家既认为“出于正”的文章是圣贤气象的体现 ,又借助古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 ,理学家的主理思想影响了古文家的观念 ;另一方面 ,理学家处于古文运动潮流之中 ,自亦受到古文家创作主张的潜移默化。因此 ,宋代理学家古文既具有自身的特色 ,又始终参与着整个宋代古文的进程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活动分析

时势危机促使国人关注西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经由朝野互动,最终演变成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建,其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家生存和复兴。它依赖的路径则是在中心与边缘的身份认同中通过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尤其是通过把“野蛮”标注于西北的具体人物阶层,使作为文明的代表者、阐释者的中央获得了无上的威权,使中央威权能在地方重建。这也是传统的经营边疆的政治手法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再次回归。     

宋代宫廷习俗圈特征初探

宫延习俗与传统民俗学所关注的野蛮民族、农民、边民的民俗全然不同。在以上化下、移风易俗的传统习俗观念指导下,宫廷习俗往往具有规范以及引导全民习俗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宫廷中社会群体之庞大及其等级之森严,再加上各个等级之间礼仪规定之严格,使得宫廷习俗呈现出繁复而有序以及习俗礼仪化的特点;宫廷社会群体对宏大与华贵场面的追求,对精致与典雅细节的热衷,又使其习俗尽显皇家威仪与皇家气派。而相对于前代尤其是唐代宫廷的开放、张扬与风流而言,宋代宫廷习俗又趋于封闭、内敛与整肃。习俗学（新民俗学）关注的是较传统民俗学视野更为开阔、多元的社会群体习俗、     

一战赴法华工中的“黑号”

由于英、法军事部门的残酷统治及华工群体内部的“痼疾”导致了一战赴法华工中产生了大量“黑号”。旅法侨界为了维护侨界良好的“中国形象”一方面加强了对旅法华工的道德教育力度,另一方面积极谋求法国政府在侨工管理制度上的变革,以图消除“黑号”产生的根源,但以失败告终。而由于“黑号”的不良影响及法人的恶意扭曲,华工的整体形象也发生了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