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乡村生计转型视野下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以广西石丰村为例

石丰村个案表明,乡村生计转型与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互为关联。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类型的多样化,促进了乡村生计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乡村生计方式的良性变迁也为农民工再就业提供了资金、技术、协会等方面的支持。资金仍是制约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和社会应在这方面着力并妥善解决。     

同构发展:回族村落变迁中的政府引导与农民参与——宁夏张村个案研究

本文以宁夏张村为案例点,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资料,分析了回族村落农民如何在寻求变迁的同时维系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研究发现,传统回族村落农民通过多元化的生计策略以追求"赶社会"的梦想,他们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通过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妇女积极投入生产,促成了政府主导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的快速发展和持续运行,形成了新的生计模式。农民与政府共享相同的发展价值,共同构建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传统和现代不再是完全的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的糅合。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Z社区的“深描”,作者从生活空间变迁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两个维度展示了一种新型城镇化社区样态,首先,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聚落模式置于“城乡连续统”框架下,抽象出此类社区的基本特征,即动力机制市场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生计模式多元化、社区基层建设“新型单位化”;其次,不同于学术界既有城乡人口迁徙聚落模式,Z社区在动力机制、组织转型和生计变迁等维度均有其特殊性,并指出其与传统新农村社区的区别和联系;最后,作为中原地区一种特殊的人口聚居模式,Z社区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面临“走出个案”式困境,因此,作者从新型城镇化社区应然样态、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治理资源、农村土地经营模式和农村土地制度等维度引发进一步学术思考。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试析社会转型中区域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以民国时期东北为例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向现代性变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变化。东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呈现出发展不平衡态势;多元并存下的变异性;以及外力冲击下的被动性等特点。     

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移民与村落社区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因中央政府的屯田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在大理地区定居及繁衍,形成了多民族分布与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新的村落形态、权力结构、公共空间及信仰生成,移民以相同的文化而不同的聚集模式重构聚居地的生活。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使村落的权力结构、庙宇与公共组织相对开放多元,维持着其独特的生产、生活秩序,呈现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村落社会时态及国家权力的运作、多民族的交融对边疆基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丘陵地区近郊型乡村产居空间耦合类型探讨

为解决乡村产业结构碎片化、土地利用低效化、基础设施低质化壁垒，通过碧云峰村产居空间耦合路径研究发现：利用城乡二元支撑优势，有助于带动近郊型乡村产业立体化、多样化发展；根据现状乡村产居空间特征，在区位条件、地形地貌、产业基础、社会组织及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下，建构“N+X”土地复合利用、“1+X”建筑布局的产居空间耦合方式，并综合衡量微整治、微更新、强改造三种规划模式下产居空间耦合的优缺点，提出适宜于近郊型乡村的产居空间耦合布局及发展建设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猎德模式城中村改造的特色与思考

文章分析广州城中村猎德村发展与改造的每个阶段特点,介绍其基于“四分区”布局以实现“原地改造、整体重建”的模式,然后从社会生态要素的空间、经济、社区方面总结猎德村改造的特色和其对城市更新视角下城中村改造的启示。     

村规民约在构建乡村“三治”格局中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治,乡治需要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向来是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嬗变的重要参照,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自治传统的发扬与治村能人的推动、国家法律的确认与村规民约的变革调适,内生化的村规民约具有保障基层民主与管理公共事务、促进团结互助与推进移风易俗、维护乡村治安与调节民间纠纷等积极作用。然而,就村规民约的现实而言,还存在着被夸大的民主与规范的表象、被忽略的权威性弱化的困境、被异质化的主体——村民的流失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加强引导创新,开创乡村"自治"村约;坚持党建引领和在法治框架下创制"法治"村约;强化道德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德治"村约,全面发挥村规民约在促成乡村"三治"格局中的作用,推进我国乡村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基层善治。     

八一村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思路探讨

在深入了解了永安市八一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以当代乡村旅游发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八一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思路:明确发展总体思路与布局;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策略;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开辟专题主题旅游;区域旅游线路整合策略;明确发展乡村旅游的形象定位;多样化的旅游营销方式;建立八一村发展乡村旅游保障机制等。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近年来各地乡村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

乡村社区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新发展,是政府管理职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的探索;是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工作重点是满足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需求;工作难点是各种主体间“权力”和“权利”的界定问题。无论如何,乡村社区治理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应当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选择适合本地特点的“特色”路径。     

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精英能动性及其局限

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表现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重现农村精英的能动性,同时必须警惕其局限性,具体可通过改革体制、提高精英素质等措施,发挥农村精英在转型期的巨大作用。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