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系统考察了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有住房流动人口介于城镇居民和传统流动人口之间,是一个更年长、文化程度更高、子女更少的群体。他们多短距离流动并从事有稳定雇佣劳动关系的工作或无业在家,有强烈的长期居留意愿,医疗保障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同时,与无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相比,其自评不健康、患慢性病以及患急性伤病的比例均更高。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就业状态、居留意愿和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应该针对性减少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以促进流动人口发展,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中国流动人口返乡原因与外出意愿研究——基于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六省数据的分析

利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返乡受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返乡原因因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所差异;农村人口是否外出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就业状况、流动经历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外出地域选择只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流动经历的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后续迁移决策具有"累积效应"。     

“漂泊”的社会结构与“城市落脚”———一项关于北京流动人口住房样态的住房社会学研究

从住宅社会学视角出发,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样态关联其社会结构诸多要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北京调查数据分析,描述北京流动人口住房样态状况,聚焦社会结构不同维度对流动人口住房样态影响.研究表明:从住房结果看,流动人口获得由政策制度支持的集体消费性住房比例较低,表明城市住房制度排斥性特征;从影响因素看,社会结构各方面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到流动人口的住房样态.研究指出,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样态的形成不仅受流入地住房制度性排斥,而且流动人口的社会结构特征会通过私人消费或集体消费机制作用于其住房样态选择,由此需要关注由流动人口构成的“漂泊社会结构”下的住房分化.为消除由社会结构因素造成的住房不平等,提出创新政府住房再分配机制、完善市场租赁和购买机制、优化流动人口社会结构等建议.     

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运用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并不高,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户口性质、社会保障、一孩性别、流动时间、住房属性和收入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对二孩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为此,提出从加强公共资源的供给力度和推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青年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分析

青年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对其就业稳定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本文利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择个体特征、就业层次、就业选择三个维度指标,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青年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收入越高,签订劳动合同的青年流动人口就业更稳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通讯行业就业更稳定性;职业为经商或商贩、运输、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更稳定;而青年流动人口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是否接受培训以及就业渠道对就业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文章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研究置于代际差异视角下,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数据源,使用SPSS 26.0统计工具探讨分析中国439个地区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问题,考查影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四类因素对两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1)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整体而言,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前者的回流意愿更强.(2)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影响.其中,本次流动范围、累计流动城市数、社区管理参与、主观融入、文化适应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是否具有宅基地、职业类型、随迁家庭成员数、现住房性质和流动时长则对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影响更大.     

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及居留意愿

利用2014年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STATA统计软件平台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边疆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种类和住房性质5个方面。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流动范围、在流入地的工作区域、流入地的家庭月收入和流入时间长短都会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范围以省内为主,近距离的人口迁移流动加剧了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实际上,边疆地区流动人口也处于"留"而不"流"的稳定状态,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在6年以上。     

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较前几年有所减弱,仅有36.6%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住房支出、收入、就业身份和流入地区域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每月住房支出越多、平均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建议,即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关注度,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等。     

重庆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流动人口不断涌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本文利用2013年重庆市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从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认同和社区参与4个方面对重庆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选择流动人口的个体因素、月经济收入、单位性质、语言、通婚态度、身份认同、居留意愿作为自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归属感进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合理流动——以北京市顺义区外来人口为例

在简单介绍顺义区外来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研究表明:来京时间、户口性质、住房情况、在北京是否有固定工作以及家人是否同在北京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认为:要从城市的推力、拉力入手,正确引导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和流动速度,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借以分析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综合考察影响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均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政策建议：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体系；将青年流动人口全面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消除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社群隔离。     

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统计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G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数据,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统计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对流动人口留城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雇佣者、在本地生活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城市;城市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决策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地,过去一年给老家寄钱数目却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对象、是否跨省流动、是否与家庭成员同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利用江西省随机调查样本数据,选取多元Logit模型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特征是影响其选择不同区域就业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等变量;农村劳动力家庭因素是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特征中劳动力流动就业从事行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同样存在较大影响;而外出务工的主观评价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略小。     

论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兼谈北京市流动人口问题

本文从流动者个人的角度出发 ,从流动劳动力的就业、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流动儿童的教育等方面探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 ,探求流动人口不能真正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 ,寻找解决流动人口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建议。     

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京就业者的比较

利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别考察来自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在京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身份构成,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人力资本对流动劳动力不同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对改善其就业身份有显著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对中西部地区流动劳动力更为重要,对流动劳动力成为雇主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来自东部地区者。据此认为,在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之外,针对流动劳动力的系统性边缘化制度安排需要打破。     

流动人口就业状况、歧视知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不强,内部差异较大;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行业类别、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本地工作年数、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劳动合同类型等就业状况对其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对其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和定居意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要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定居意愿,城市管理当局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帮助其实现稳定就业、体面就业;促进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和谐共处,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     

流动境况、城市等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西北地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成为各民族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实现共居共建共享的城市民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利用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西北五省区混合截面数据,考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特征,分析流动者流动境况与流入城市等级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为强烈,就业属性、收入支出水平、流动时间、流动原因与流入地城市规模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正规就业与收入较高的少数民族流动者更倾向于长期居留于本地,近距离流动、流动时间长与家庭动因流出的流动者居留意愿较高。随着城市等级上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先下降后上升,流入地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低。     

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空间分布与城市融合研究

我国研究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城市融合应该区分由雇主提供住房与自主租赁住房两种形式.通过对使用应答推动抽样获取的1042名农村流动人口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流动人口地理数据,发现雇主提供住房者总体来看是个人流动,而租房者更像是家庭流动,特别是携带了未成年子女的流动人口中也更有可能租房.而从地理区位来看,租房者与携带未成年子女者的居住具有城郊化的趋势.基于数据分析可见,两种居住状态的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有差别,建立适合我国的流动人口空间融合理论应将此考虑进来.另外,流动人口解决自己在城市中的住房问题上能力不足;而要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应该重视与流动人口有关的住房政策.     

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苏浙沪为例

以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为基础,认为社会距离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具体社会生活中体验到的一种身体化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指数,对苏浙沪三地流动人口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上海流动人口社会距离最小,江苏次之,浙江最大;住房性质、流入时间和社会交往网络等因素影响较大,同时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