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观测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1—2011年的经济数据,测算出未观测金融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未观测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未观测金融规模对货币供应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未观测金融规模扩大倒逼货币供给增加;未观测金融可以减轻货币供给增发的压力。上述结论表明,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重视未观测金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金融摩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基于DSGE乘数效应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和合约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一种测算金融摩擦的新方法。该方法以“金融加速器”理论为依据,通过货币冲击下的脉冲响应计算各国产出乘数和投资乘数,构建反映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金融摩擦指标,并进行国际比较。通过数据模拟发现,各国产出和投资呈现明显乘数效应,且乘数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为构建金融模型指标提供了依据。在货币政策冲击下,短期内金融摩擦与国家发展水平无关,体现出金融摩擦存在的普遍性;长期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摩擦程度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成熟密切相关。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摩擦实际较低,体现出金融和信贷市场的相对有效性以及合理监管。提出的金融摩擦测算方法与现实经济运行具有一致性,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摩擦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宏观调控下的未观测信贷与投资过热

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活动形成的未观测信贷是正规金融体系以外的金融资源,对经济与货币运行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了未观测信贷资金规模及其对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投资的支持作用。由于未观测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自筹投资集中的房地产、能源等热门行业,抵消了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金融支持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在新经济背景和新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求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基于陕西省2007-2016年间实体经济融资额与实体经济增加值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陕西区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进行测算,并分析陕西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金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仍有起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波动性较大;陕西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体有效,各地市之间存在区域差异,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高低。因此,陕西金融提升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只有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实体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两条路子。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2004-2015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法、VAR模型以及Diks-Panchenko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无论线性还是非线性,普惠金融均未有效支持经济发展.从线性来看,经济发展不能有效促进普惠金融;从非线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单向且非线性地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非线性形式具体呈现为“J”型曲线,弹性系数为1.673.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率短期变动特征研究——对生产指数编制基本假设的检验

国际上普遍认为,在增加值率短期不变的假设之下,生产指教提供了增加值短期波动的一个合理估计.本文首先讨论了这一假设在指数编制中的作用,并通过测算和比较我国与G7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率的波动情况,论证了在我国服务业经济中对该假设进行检验的必要性.其次,基于6个服务业行业的微观企业数据,测算和分析了增加值率的短期波动情况,探讨了增加值率波动对指数编制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关于改进指数编制方法的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效率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根据政策量化标准手册对京津冀地区2006-2017年间颁布的科技金融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构建科技产出指标体系,结合专家会议法与熵值法对京津冀科技产出进行测算,运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析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与科技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而进行科技金融政策的效率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京冀两地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较为合理,天津市科技金融政策效率较低,京津冀科技金融政策效力均未充分释放,科技金融政策效率仍可提高.     

区域资源禀赋差异条件下的金融支持与技术进步

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特点,选取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代表性研究样本,基于1990-2010年的整体及分时期面板数据,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其技术进步率,并对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金融支持与技术进步率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整体上资源富集区金融支持对于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低于非资源富集区;西部大开发之后,资源富集区的金融支持对于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作用,而非资源富集区则为推动作用.     

基于ARMA模型的辽宁省农村金融缺口测算研究

以辽宁省1992-2011的经济金融数据为例,利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率理论,推算出辽宁省农村金融的理论量和农村金融缺口,在计算金融相关率时,揉进了M2/GDP的比值,从而使金融相关率更具一般性.其次,利用ARMA理论对辽宁农村金融缺口进行了预测.最后分析并提出降低辽宁农村金融缺口的政策性建议,本文立足于通膨条件下的金融相关率指标,近似得得出测算农村金融缺口的一般原理.     

中国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内涵及评价研究

为推动我国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结合脆弱性理论分析了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特征及内涵.基于耦合系统内部结构,利用聚类分析法构建了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综合评判模型,结合相关数据测算了2007—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数.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由较重脆弱演变为较轻脆弱,但近年有缓慢上升趋势.对此的解释是:金融危机期间脆弱性指数较高,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降低了脆弱性指数;此后,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科技系统结构发展不平衡,部分技术成熟度不高,以及监管科技发展滞后等原因使金融-科技耦合脆弱性指数有上升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16年全国2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驱动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网络技术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影响在大城市中存在“收敛门槛”,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体现为“加速门槛”;最后,技术创新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的影响 ——基于SFA方法的实证研究

从中国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出发,选取2006～2017年间中国69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机理,然后通过构建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得到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并对其无效率效应进行估计.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形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产权性质、资产规模、风险等因素也从不同方面存在重要作用.深度融合网络信息技术,向金融科技转型创新是传统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普惠金融发展新路径:赋权与使能双驱动

在文献梳理基础上,统计分析23个省级行政区域2982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发现：普惠金融赋权与提高金融包容性一体两面,并与其他扶贫措施一起让贫困者产生了强烈的内生脱贫动力;同等赋权条件下出现了减贫效应的个体差异,说明减贫障碍不再是金融权利排斥而是金融能力低下,尤其是将信贷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能力低下,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投资计划”,根本原因则是“可行能力贫困”。在脱贫攻坚决胜、权利贫困已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应当从赋权转向使能,实行赋权与使能双轮驱动方略。     

“金融虚拟性”研究综述

金融虚拟性的提出摆脱了对虚拟经济无休止的争论,成为虚拟经济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国外研究较少直接对金融虚拟性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相关研究文献比较零散.国内研究主要完成了内涵的界定、历史演进、虚拟化的作用,并进行了金融虚拟性初步的测算.金融虚拟性刻画了金融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程度,但现有对金融虚拟性的测度主要是从间接角度进行的,金融虚拟性的合理界限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基于因子分析的中国区域金融创新能力评价

结合金融地理学和金融创新两个要素,采用经济基础、金融业总体情况和主要金融行业发展情况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算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金融创新能力。结果显示,仅有13个省份的综合得分高于平均水平,即它们的金融创新能力较强,而其他18个省份的金融创新能力较弱。改善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我国应从金融创新的动力、投入和潜力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区域金融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VAR系统实证研究

利用广西1982-2011年的经济数据研究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结果显示：广西金融发展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相关性较大,而与金融相关率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相关性较弱.但广西的GDP相对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的变化只有微弱的影响.同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和金融相关率的变化都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却都不成立.以上研究对于制定广西“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比较

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不断增大。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逐渐加深,金融业的增加值大幅度增长,货币供应量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递增的,金融对经济的影响逐年增大。但是我国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贡献度还比较低,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和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力还较弱。我国的金融发展结构还未达到高级阶段,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和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并且呈现出金融发展差异逐渐增大的趋势。     

区域金融创新： 效率评价、环境影响与差异分析

我国的金融政策调整凸现区域性特征,金融创新向区域内的拓展对深化金融改革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金融创新在区域的表现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测度区域金融创新在效率层面的水平,研究影响各观测单元投入的环境因素,从省际和区际层面衡量我国区域金融创新的效率差异后发现：地区经济基础、政府贷款干预、区域金融市场建立等环境变量会影响区域金融创新的效率水平,省际和区际之间的效率差距仍存在。因此,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提高区域金融创新效率以及缩小与前沿省份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