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机理与转型研究——基于“诺斯悖论”理论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展开,引发了诸多弊端。在此背景下,基于“诺斯悖论”理论,从分税制改革动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土地产权制度、转型期地方政府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路径依赖”对以土地出让为主的地方财政获取模式的强化作用方面,分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征用制度、科学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财税收益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向“城市公共治理者”角色转变、建立科学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时空差异研究

以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双向作用关系为切入点,选取2001-2014年的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数据,计算中国大陆31省（市、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时空差异。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土地财政状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将全国31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高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中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勉强协调）以及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落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低度协调）4类区域,进而分析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调控政策。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研究

在我国建设用地供给十分紧张的背景下,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保证。一直以来,由于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及征地制度的固有缺陷、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规划缺乏科学性与权威性等原因,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存在着地方政府对城镇建设用地重“增量”而轻“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为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必须明晰农地产权、改革征地制度、完善财政分权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强化土地规划在引导土地集约利用方面的调控职能。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耕地利用与保护研究

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呈现出波状起伏、落后于世界水平、依靠政府推动、区域不平衡等特点.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存在“寅吃卯粮”、农村土地收益流向城镇、土地资源过度开发、耕地健康水平下降、土地政策基本取向难以实现等问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必须有新思维:降低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建立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的农地流转新机制;实施耕地健康养护工程,保障安全食品供给;制定涉地指标省域内跨市有偿调剂和“地随人走”的政策.     

土地财政对城市化的正负效应

研究土地财政对城市化的正负效应,对于实现持续的城市化动力源泉与土地财政的兴利除弊具有重要意义.阐述了土地资源对于城市化的承载关系,从土地财政形成的社会背景、驱动因素与土地产权征收补偿制度及政府行为角度出发,系统论证了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的有效性.采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际验证了土地财政与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之间的依存关系.由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产生的负效应,包括被征地农民的直接经济生产与间接社会保障价值受损、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导致的土地粗放利用、助推房价非理性快速上涨并积累金融风险、使“后土地财政时期”城市化发展陷入困境.在此基础上,从建立与地方政府城市事务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增强城市集聚效应、征收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约束地方政府获取财政破坏式行为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负效应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下）

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制度变革,必须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完善土地使用者产权制度,健全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土地资产监管体制,加强和改善土地宏观调控,明确国有土地免费续期、永续使用,赋予集体土地使用权同等市场地位,以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土地要素有序流转和高效利用;基于现代国家治理完善土地财税体制,加快推动开征房地产税,规范政府土地出让收支和土地相关债务管理;推动土地财政转型,建立持续稳定的以税收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通过统筹土地、财税等领域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满足城镇化融资需求的同时,合理调节土地收益分配,有效防控财政经济风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制度分割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转型路径探析

中央针对房地产市场连续实行严厉调控以来,房地产价格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却频频以“试探性救市”措施寻求政策“微调”空间,凸显地方政府根源于“土地财政”的窘境.实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之转型,必须优化和增加制度供给,建立财政风险分散机制,打破对非规范、非正式财政路径的严重依赖     

农户土地产权行为能力的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全国26省（市）农户的调查

农户的行为能力是土地产权实施的重要方面。以行为能力理论为基础,采用全国26省（市）农户调查的数据,构建了一个由3类能力与5类农户组成的“3×5”的分析模型,测度和分析不同农户在土地产权实施中行为能力。基于行为能力的测度量表与农户问卷数据分析表明：5类农户表现出不同的产权行为能力强度和结构性差异,中间户与偏非农户的土地产权行为能力表现出相对强势的特征,而纯农户、纯非农户与偏农户表现出相对弱势的特征,其中纯农户的土地产权行为能力最弱。并分析了成因,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选择性干预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的多维审视

农民工半城镇化作为我国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影响因素集中在制度、土地、劳动力和资本4个维度。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是农民工半城镇化的制度根源,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福利失衡;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强化了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财政功能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匮乏使农民工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其增长缓慢的收入水平与不断增长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当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进行多维审视,通过保障和提高农民工的收益和工资待遇,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多元分担机制,来解决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     

民族地区农地保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探讨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是历史的战略性选择。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催生政府强行征地欲求,加速农地数量的减少,加剧农地质量的下降。合理调整城镇化建设与农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要求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必须统筹规划、集约用地,必须规范政府的供地行为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东西部收入差距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研究

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中更不平等部分的增加。但通过实证及理论分析,可以发现适度的地区收入差距将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对城市化的影响作用将会不尽相同。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改革研究综述

目前中央及一些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文件为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本文认为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对于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改善农民福祉、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详细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评述了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改革研究的关注焦点与不足之处,并分析了农村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改革研究的发展动态。     

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与政府政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化发展是在政府作用下发生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方不同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经济支持计划,导致了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及城镇化发展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调整,在以1978年及1994年改革为分界点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适应性地采取了不同政策,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作为经济结构的度量指标,对1952年—2012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及时进行深入的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其政策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城镇化健康发展。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经济空间————杭州、萧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实证

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厦门农村就地城市化的难点及对策

在分析厦门城郊农村就地城市化意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就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劳动力转移、集体资产处置、农村公共品供给等难点问题，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在现有乡镇基础上，重新规划，构建以城区、重点镇和中心村为基础的三级城镇体系，推进人口适度聚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使产业发展及园区建设成为就地城市化的有力支撑；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破除体制障碍，建立相应的新机制；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人的城市化。     

基于多阶段博弈模型的土地财政形成机理研究

土地财政的形成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和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本文使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各个利益主体的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当中央政府倾向于社会公平而选择集权时容易形成土地财政;当中央政府选择分权时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较强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则不会形成土地财政;同时,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本文的建议是：（1）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2）加大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处罚力度;（3）改革传统干部GDP考核制度。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与土地财政 ——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分析 ———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来自于农民非农化的需求,来自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拉力,也来自于农业产业化的驱动。然而这些力量发挥的基础在于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利。目前“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土地制度,由于农民土地产权不完整,不仅使得农村土地难以流转从而限制了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制度的建立和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文章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改革方向是废除目前的集体所有形式,还权利于农民,这是符合农民需要、收益最显著而成本相对最小的制度变革途径,是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