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适幽默也成文章——解读林语堂

上世纪30年代幽默文学兴起,这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所引起的一系列骤变中的一个。作为幽默文学的倡导者,林语堂的幽默观和他的艺术观一样,都是这次骤变所产生的新质。林语堂以他的幽默、性灵和闲适著称于海内外,于是便引发了各界不同的声音。在解读林语堂时,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他的悠闲与幽默,其实他战斗性的一面也不应忽视。     

作为留学生文学作家的林语堂和他的大学特写

林语堂的文学风格潇洒开放 ,思维境界跨越东西文化 ,有幽默亲和力和知识面的宽厚通达。他用“在丛林中觅果的猴子”来形容自己上大学的感受 ,主张教育观以兴趣为基石 ,落脚点在灵魂的教养陶冶。他推荐牛津大学导师制 ,关心人的选择主动趣味 ,而对美国高校办学的机械化学风有微词。他的散文有一些生态人文的学缘叙事性。作为留学生文学作家的林语堂 ,他的散文至今仍有世界影响力。     

林语堂的人文精神翻译观

自称"一团矛盾"的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他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生以"文章可幽默,办事须认真"为座右铭,尽情工作享受生活。他的"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标准始终以边缘姿态游离于主流之外。本文试图从人文精神这一独特的视角对林语堂的翻译观作出新的剖析,意在彰显林语堂翻译观的价值。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旧体诗探析

周作人的“打油诗”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散文写作,它是周作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人生、艺术转向的伴生物,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周作人表露个人心迹、抒发人生感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旧体诗为我们窥测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变故的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功利化的文学观的疏离与超越,转向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审美主义;二是以此表达一种“古老的忧惧”．一种置身于乱世的忧患、悲悯意识;三是其附逆后的心迹流露,一种“不辩解”的辩解。     

从《生活的艺术》浅谈林语堂的审美人生——乐生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思想家和文化人之一。他既是幽默大师,更是艺术大师、生活导师。他最懂得生活情趣,也最懂得享受生活。但是,他不主张只图享受尤其只重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也不主张只会工作尤其“拼命”工作的人生态度。林语堂所倡导的“努力工作,尽情享受”的思想在消费至上的城市文化当道的今天,可使奢靡风气返璞归真,意义甚大。本文以《生活的艺术》为例,从审美人生的超越性、理想性、创造性、情感性、哲理性五个层面上解说林语堂乐生的价值意义。     

理性而神秘的境界——从"心""性"看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审美意境

论述了“心”、“性”是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的立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境界理论;天地境界是其人生境界说中的最高境界,是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境界。指出对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审美意境的探寻,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如何更好地尽心尽性。     

林语堂休闲文学的意义与局限

林语堂的休闲文学主张心灵的自由,强调个性的张扬,讲究娓娓而谈,注重幽默与和谐的艺术追求。林语堂的休闲文学观及其创作,既具有某种超前性,有着文学上和文化上的积极的建构的意义,又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生活经历是很独特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的.小学、中学、大学,林语堂进的都是教会办的学校,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学校当三年英文教师,然后赴美、德留学.1923年回国,自信“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的观察态度(《林语堂自传》)”开始了他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的“精神漫游”.1936年赴美写作.海外30年写作生涯,林语堂共完成散文著作36部,其中长篇小说与短篇文学传记十种,散文集9种,学术著作10种,英译中国文学7种.1966年回台湾定居到1976年去世,除完成《当代汉英词典》外,主要作品只有《无所不读文集》.纵观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林语堂的《剪拂集》则是他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集子,共28篇杂文.多数是政论性的杂文.我们从其若干篇文章中,似乎可以了解到他     

“徐訏评说林语堂”的独特价值

徐訏详尽解读了林语堂的矛盾个性,剖析林矛盾的文化内涵,并以个性上的矛盾为视角看林语堂的为人处世。徐訏认为林语堂是一个主观的人,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林的文学创作偏重于表现主观;他看好林的散文不欣赏林的小说,并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徐訏对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有着独到认识与极高评价。徐评在林语堂研究方面有独特价值。     

反思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文艺观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推崇性灵,打出“不干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有意回避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这可以看成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文化苦旅。左翼文艺工作者高扬的文艺功利性与林语堂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左联”的“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并把所有的非政治宣传的文学看作是无价值的”的文艺批评标准,以及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宗派倾向都是不利于中国新文艺健康成长的。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林语堂和梭罗——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生活的艺术》是他最为畅销的作品,创作该书时他有着强烈的个人动因和民族动因。在书中讨论人性和人生哲学时,林语堂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美国作家梭罗,由此可见林语堂对梭罗怀有不同一般的感情。在林语堂眼中,梭罗并非完美无缺,但他对梭罗基本上持一种褒扬的态度。林语堂创作《生活的艺术》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从西方读者的需求出发,用英文展示中国人艺术生活的魅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最终目的,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在跨文化语境的创作中采用的传播手段和叙事策略而已。出于在异质文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的考虑,林语堂选择了与中国人的人生理念极其接近的梭罗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梭罗成了林语堂在向西方输出中国的生活艺术时,下的一颗棋子,铺的一座桥梁。     

“边缘”的文化叙事——林语堂文化翻译的解构性研究

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从中心走向了边缘,而在西方却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文章试从林语堂翻译文化中独特的个人叙事话语和文化审美,解读他性灵闲适、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叙事与中国儒道释及西方现代性相融合的文化审美对中国社会正统进行的文本的潜在颠覆,对东西方文化的宏大叙事及西方话语霸权的潜在颠覆和解构。     

言语幽默的语用分析

幽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往今来,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学科对幽默进行了研究。本论文将从语用学的角度入手,首先讨论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及其在言语幽默中的应用,然后以关联理论为依据,从认知的层面解释言语幽默现象,揭示幽默的制笑机制。     

漂泊与自由——论林语堂的流浪意识

作为一个族裔散居者,流浪成为林语堂的生存形态和叙述方式。他不仅译介了流浪汉小说,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深化了流浪的哲学意蕴,并将＂游世＂这种中国式的审美生存方式进行了创造性阐释。他的流浪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现代意识。     

论鲁迅等"喝茶"思想及其茶文化意蕴

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文风格调受不求进取、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影响,一如他们的喝茶观及有关"喝茶"的散文小品.鲁迅则不然,他洞悉传统文化弊端,并以改良人生的文学和社会责任感为己任,对林语堂等人"秋思"般的"清福"和"苦茶"等不以为然.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这三位文人所论"喝茶"的不同,反映了茶文化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三位文人在茶文化的民族性和思想性追求上的差异;以喝茶为题,还体现了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学批评手法.